用科技知识耕种希望的田野——扬州大学副研究员  薛元龙
  

　　我叫薛元龙，扬州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一名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教师。
　　18年前，36岁的我，按照学校规定，来到盐城市响水县下乡科技扶贫。作为首批蹲点教师，我在农村一干就是整整18年。
　　18年来，我始终信守着“不能顶天，也要立地”的诺言，用自己的双手帮助农民，用科技知识富裕农民，带领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小康的道路。
　　18年来，我把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年华和满腔赤诚，全都交给了农民兄弟。农民兄弟亲切地称我是“心中最可爱的人”、“常驻乡村的大学教授”。
　　其实，我只是扬州大学科技扶贫教师中的一个代表。在我们学校，像我这样的扶贫教师还有很多很多，累计就有1100多人次。
　　“如果地里长不出好庄稼，农民不能致富，那是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最大的耻辱！”这是我当年立下的誓言。用知识让农民脱贫致富，是我的最大心愿。
　　1986年，我校与响水县结为产学研联合体，就是要用科技改变响水的落后面貌。
　　那时的响水，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素有“苏北兰考”之称，它是我省最为贫困的县之一。
　　当我们刚刚踏上响水的土地时，眼里看到的，耳边听到的，就像黄海的波涛，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很多农民冬天就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里系着一根草绳，上面挂着萝卜刻的印章，就等着领国家发的救济。有的家庭床上铺的就是一条破被子。“春天遍地是盐霜，夏天田里不长粮，秋天颗粒收不上，冬天携家走逃荒。”这句流传甚广的民谣，真实地映照着这里的贫穷与落后。我深深地被震撼了：作为一名搞农业的科技人员，我要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为响水人民拔掉“穷根”，栽下富苗。
　　刚开始的工作难度是我无法想象的。我工作的地方叫康庄村，可它距离“小康之村”实在是太遥远了。那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自来水，没有公交车，没有电话，点的是煤油灯，喝的是盐碱水，垫在硬板床下的是两排砖头。刚下去的时候，许多老师出现了拉肚子等病症。然而比这更困难的是要改变当地农民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我们教新型的耕作栽培技术，农民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还要你们城里人来教？”我们在水稻生长关键期，放水搁田，农民一看就急眼了，“水稻怎能离开水”，他们甚至在田头和青年教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我们挨家挨户动员农民搞杂交水稻制种，他们说产量太低没赚头。我拍着胸脯说，产量不能翻一番，我薛元龙赔你们的。最后我在村干部的田里做示范。水稻生长的关键时刻，我每天清晨过齐腰深的水渠，中午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在几十块田头巡视，挨田挨户指导管理。一个夏天，我穿坏了4双凉鞋。
　　没多久，全村22个组，哪一家门朝哪儿，家中有几口人，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困难，我一清二楚；没多久，全村大人小孩没有哪个不认识我的，我的宿舍成了农民的“庄稼医院”。有时夫妻吵架、小孩生病都来找我处理。
　　辛苦终于有了回报。到了秋后一算，我负责的７个村民小组的杂交水稻制种，平均亩产从20公斤增加到75公斤，当年就增收20多万元，制种农户平均收入净增了1000元，在响水农村引起了轰动。这下子，农民们服了，主动找上门来。
　　1987年，扶贫满一年，我该回校了。刚刚到家的第2天一大早，就有人敲门，我吃惊地看到9位康庄村熬红了眼睛的村民出现在面前。原来农民兄弟实在舍不得我走，就你2元、他3元凑够了路费，选出9名代表，租了辆中巴车，连夜赶到数百里外的扬州，请我回去。当时，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就是朴素真挚的农民，你实实在在做了事情，他们一辈子都记得。我找到学院领导表示：我是一名党员，又是一名农业科学工作者，群众需要我时，不能伤他们的感情。几天后，我重返响水。从此，执著地走上科技扶贫的道路。
　　此后，我依据对康庄村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村级综合经济发展规划与实施步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粮食生产，发展林、桑、果生产，促进养殖业发展，同时建立村级技术服务体系与人才培训网络。5年时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00元上升到1200多元。
　　1991年，我来到响水县老舍乡改造万亩盐碱地。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荒滩。当地人说，“下雨水汪汪，好天白茫茫。耕地一条线，耙地像炒面。”
　　我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的暗道排渍降盐法，和同事们一起带领农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行洗盐改碱，培肥改土，实施绿肥、水稻，油菜、水稻轮作。每天清晨农民没出门，我已来到田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来回走的路程40多里。渴了，捧起沟渠里的水就喝；饿了，坐到田埂上就啃自带的干粮。有时，午夜暴风雨突然袭来，我冲出门去赤脚跑上四五公里，挨家挨户喊人下田放水。有时，为了解决争水矛盾，我亲自调度，在狭小闷热、蚊虫飞舞的抽水站里一住就是三天三夜。有一次，前往外地调种，为了赶时间，我40多个小时不下卡车，乡村干部硬是把我拖下车吃了两碗面条。
　　这一干，又是整整6年。终于，1.5万亩荒无人烟的盐碱地长出了金灿灿的稻谷，平均亩产从200公斤增加到550公斤，高产田块达到700公斤，农民由吃返销粮，变成每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75万公斤，人均收入由1100多元上升到2900多元。
　　1997年，我挥别奋斗了11年的响水，终于回来了，但不是扬州大学的家，而是我的出生地高邮市司徒镇，承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技示范项目。
　　司徒镇位于里下河农区，地面真高1.8米左右，素有“锅底洼”、“水乡泽国”之称。在农业综合开发前，这里一直处在贫困线上，被扬州市列为50个贫困乡之一，被高邮市列为重点扶贫乡。在这里，我带领群众调整种植结构，建起反季节蔬菜大棚，搞特种水产养殖，改良高邮麻鸭、苏泰猪；我带领群众走产业化之路，引进国外良种奶牛办起奶牛场，建立万亩稻麦良种繁育基地。几年开发，家乡人均收入由3500元上升到4500元，镇经济实力从高邮市第27位上升到第３位。
 　　“要问有多苦？乐中苦；要问有多乐？苦中乐！”这是我当年在门上写下的对联。科技扶贫十多年，我对农民的一片真心，也换来了农民对我的一片真情。
　　18年来,为了农民能走上致富路,我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奔忙于田间地头,与艰苦的生活为伴。我的辛苦，我的真心，换来了农民的富裕，换来了农民对我的一片真情。
康庄村十三组有个名叫于金发的农户，全家9口人，妻子常年生病，全家人住在三间破旧的草房里，五个小孩有两个失学，是远近闻名的特困户。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首先把这个特困户列为自己的扶贫户。我帮他家搞了12亩杂交水稻制种，在技术上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每天我比他下田早，田里的苗情我比他还上心。三年下来，老于的制种稻年年获得丰收，每年收入均在万元以上。1990年，腰包揣得满满的他，盖起了6间大瓦房。上梁那天，在欢天喜地的鞭炮声中，老于写了一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多亏薛老师。”老于拉着我的手说，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了，我一辈子都会念共产党好。
　　1990年5月，响水县康庄第四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李金林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我心中最可爱的人》，全班28名学生就有26名同时写下了我的名字。
　　1991年，根据学校安排，我要到响水老舍万亩实验区工作。大家知道这一次是真的留不住我了，打酒买肉要为我饯行。他们说，几年里，薛老师没有到谁家吃过一顿饭，如果不喝下送别酒，就太伤大家的心了。可全村几百户人家，答应了这家那家不让，最后村干部把全村分为四个片，请我分别跟四个片的农民代表吃一顿饭。乡亲们都把自家最好的菜端过来，要我尝一口，来的人多了，就排成队站在门外等。我来到每一位村民面前，吃一口他们端在手中的菜，再敬他们一杯酒，不禁泪如泉涌。那是非同寻常的人生体验，那是深厚的鱼水之情。
　　老舍万亩实验区树圩村刘庄组有个名叫刘义清的农民，女儿考上了大学，因为没有钱不能去上学，老刘的老婆因为家里穷，跑到外地去了。我来到老舍后，把这个户列为重点扶贫户，帮他家种了9亩水稻，养了耕牛和母猪。当年收入达万元，老牛家盖了瓦房，两个女儿终于走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由于万亩实验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江苏电视台拍了电视新闻，并把老刘家作为典型报道。他的老婆从电视上看到了家乡和自己家神奇的变化，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夫妻俩破镜重圆。
“我是一名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今天我有了知识、有了能力时，我应该回报社会，回报那些贫困的农民兄弟。”这是我的人生格言，也是我立志科技富农的坚定信念。
　　我从小是个孤儿，三岁丧母，四岁时父亲又不幸去世，是党和政府把我养育成人，这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尽。
18年来，我同土地，同我战斗过的农民兄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几年，我虽然离开了响水，但那里有我牵肠挂肚的“亲情”。我在康庄扶贫时，村里有一对孤儿，哥哥张小兵，14岁，妹妹张小兰，12岁，无依无靠。看着他们凄惨的生活境遇，我流泪了，我告诉他们，只要我有吃的，你们就饿不着。我把这对孤儿当自己的孩子看待。除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急需之外，更在生产上帮助他们自立自强，首先帮助他们种了三亩制种稻，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性费用我全包了，教他们学文化、学知识、学做人，通过5年的帮扶，使一对孤儿获得了新生。而今，他们早已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高邮市司徒镇有一所养老院，我把老人当亲人。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用自己的奖金，给老人们每人买上有10个品种左右的礼品送给他们。每逢佳节的时候，老人站在门口盼着我，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18年里，对于家来说，我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我对妻子和儿女有太多的愧疚。初到响水时，儿子14岁，女儿12岁，妻子体弱多病，都是农村户口。妻子在扬州做临时工，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在晚间又找了一份茶水工，一直持续了六七年。两个孩子平时没人辅导，两个孩子升学考试，正值制种关键时刻，我没有回来；一年夏天妻子重病，去了两封电报，我没有回来；家中岳父母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弥留之际都想看我一眼，可一次是春播，一次虫害猖獗，我都强忍悲痛将电报装进口袋，也没有回来。而每次回来，看到妻子不堪重负又老了许多，便不止一次产生过回校的念头，但想到等着我的农民，又一次次咽了下去。
　　1989年暑假，女儿来到响水康庄，从老乡们对我的感激和爱戴之情中，她明白了：爸爸用科技帮农民脱贫。好几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辍学女童重新回到了学校。农民比她更需要自己的爸爸。她说，爸爸变成了一粒种子，已经离不开那块土地了。
　　1994年，海南一家公司用一辆轿车、一幢别墅和5万元年薪，慕名前来“挖”我，我告诉他们：“不行啊，中国的农业制种专家多的是，可农民的薛元龙只有一个”。
　　18年里，太阳晒，海风吹，我患了关节炎、气管炎、高血压等病，床头、口袋和提包里都放着药。
　　18年里，我从36岁到54岁，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最易出成果的宝贵年华。我想，知识分子一般有两条路，一条是“顶天”，即跟踪尖端科技，搞发明创造；而更多的则是“立地”，即扎根实践，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如果不能“顶天”，那就让我“立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吧。
　　18年里，我一直没有间断科研工作。仅仅在响水期间，我和同行们在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先后完成了47项农业示范推广课题，推广名、特、优、新品种48个，推广新技术37项，建立示范方28个，示范点62个；先后培训农民5.3万多人次。
　　18年，只是我的生命里的一个旅程。去年10月，我又受扬州大学和省农业资源开发局委派，赶往淮安楚州溪河镇开发农业科技项目。这一去，又得3年！
　　今年1月11日，扬州大学授予我“科教兴农标兵”荣誉称号。我觉得，扬大授予我的荣誉，属于深入生产第一线、积极推广科技成果的扬大教师群体。为此，学校颁发给我的5000元奖金，我将全部捐给农学院，用于奖励学农的贫困大学生。
　　为了让农民早日全面实现小康，我愿继续在广袤的大地上，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