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益民:最有力量的文字

2019年01月 07日 08:30 | 来源: 扬州日报-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袁益民

站在那几行文字前,回顾我们经历过的由饥饿到温饱、由贫穷到富裕的岁月,对这几行文字的敬意一次次油然而生。那鲜红的手印,照亮了幽晦的时代、僵固的天空。我们读过的书汗牛充栋,但谁的鸿篇巨制能像这几行字这样充满了创造、开拓、追求和智慧?像这几行字这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光荣与梦想,富裕与荣光?

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回来,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作为一名农民的儿子,如果不走进大包干纪念馆,思想上和情感上的空白是无法填上的。”

大包干纪念馆建在小岗村的田野上,徽派建筑的屋顶,大理石的墙体,古朴、大方、庄重、辽阔。

偌大的大厅里,陈列的展品非常丰富,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张印着十八个红手印的纸,我希望读者朋友也能和我一样以极大的兴趣来品读这几行歪歪扭扭的文字: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下面是十八位农民的签名以及红手印。

时间是1978年12月初,地点是村民严立华家。

文字很土,字迹更是很蹩脚,还有好几个错别字。然而,我认为这是我读到的最有力量的文字。那十八个手印,鲜红的手印,无限放大着,让我读到了小岗人惊世骇俗的胆识、顶天立地的魄力、波澜壮阔的豪情。

他们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种义无反顾,在他们,也许是出于本能,出于无奈,无法上升到什么政治高度;然而后来的历史告诉世人,就是这种最本质的东西,点燃了那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小岗家家穷光蛋,磙子一住就要饭。”磙子是脱粒用的,“磙子一住”也就是磙子停下来了,粮食归仓了。这个时节应该是属于丰收的,属于喜悦的;然而,在小岗村,收获之后就得出去要饭。

在当年的小岗村,一季每人只能分到10多斤小麦,有一年每人只分了7斤小麦。怎么够糊口呢?于是只好出外讨饭。1977年12月20日,凤阳县委向滁州地委作了《关于安排好群众生活、坚决制止人口外流情况的报告》。“外流”是一个比较隐讳比较客气的词,说白了就是外出要饭。县委作报告“制止人口外流”,可见当时外出要饭的“歪风”是何等之盛!由县委作这样的报告,既滑稽更辛酸。

1978年年底,按照传统习惯,“算盘响,换队长。”严俊昌、严立学、严宏昌这三个人被换了上来。严俊昌是小岗村党支部书记,严宏昌是生产队长,严立学是生产队会计。当时他们都算不得什么官,是没有级别的,我宁愿称他们为农民,三位首先唱起了中国农村改革之歌的农民。填不饱肚皮,又不准“外流”,那只有饿死一条路。既然为官,就要为百姓谋利益,至少要让社员们吃饱。于是他们冒着“砍头”的风险带头立下“生死状”:“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面对风险,甚至是砍头的风险,没有一个人退却畏缩,没有一个人耍奸弄滑。他们也有儿女情长,但他们更有冲破框框条条的血性和为村民谋生存的良知。“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乡亲们,如果我们被抓了去砍了头,一切的一切就拜托你们了,尤其是孩子。如果当年他们真的坐牢甚至走上刑场,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也最切实的愿望了。

我站在大包干纪念馆里的这个深秋,距离那一幕壮举已经将近四十年了。我见到了已年过七旬的严俊昌老人。1969年就开始了要饭生涯的他,脸上写满了风霜和沧桑。

当年,严俊昌和他的乡亲们,显然根本不用去考虑文字周正不周正,语句通顺不通顺,他们那点可怜的文化底子也不允许他们写出多么工整的文字来。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蹩脚的笔迹会被庄重地收进中国历史博物馆。他们全部的心思和才智全交给了他们从土地上迸发出来的冲动。

也许有人要说,我把他们的那几行文字当成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文字,有点文人的矫情。但我想,凡是从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是应该多多少少对我的说法表示认同的。

我的家乡是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我们那地方地少人多,粮食根本不够吃,在我的大脑里似乎没有吃饱的记忆。一个人一年只有280斤基本粮,我们有个顺口溜:“鞋子搭啊搭,吃了二百八。”“搭”就是走路时趿着鞋子在地上拖的意思,实指一个人走路无力,精神不振。

280斤粮怎么吃呢?一天还不到一斤啊。那年头的人,普遍没油水,如果放开肚皮吃,一顿吃一斤半到二斤大米是极正常的事。当然,吃大米饭是根本不能奢望的,即使是大麦,也要“顿”着吃。大麦磨成粉,我们叫大麦粯子,用冷水调成浆,然后冲进滚开的锅里,不停地搅动着直到烧开,就成了大麦粥。一天三顿就是这个。即使这样,放大麦粉的时候还得悠着点,不能太多。要勉强将这个月糊下去,等下个月再分粮。我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也是最吃不饱的时候,每天早上喝两碗稀得照得出人影子的粥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一路上两泡尿就撒去了我一上午所有的能量,于是肚皮就一直空到放学。

大家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的,为什么就糊不上嘴呢?小岗人发现了症结所在:“早上工,晚上工,到了地里磨洋工,反正记的一样工。”大伙每天应着生产队长的哨音上工,到了地里磨洋工,不好好干活,不用心侍候庄稼,“干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看的”,庄稼怎么长得好呢?土地怎么能丰收呢?我们生产队一亩地只打一百多斤稻子的事也发生过。

大锅饭的弊端到处都是一样的,小岗人看得最真切。

于是小岗人有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深刻的想法——大包干。老农民严家芝的话最有代表性:“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这是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嘴里说出来的话,土得不能再土,却涉及解放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的大课题,解决了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们要解决的问题。

大包干简直就是灵丹妙药!1979年底,小岗人算盘一拨,个个笑歪了脸:这一年全队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的总和!在过去的23年里,作为一个农业县的基层大队,未向国家上交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而这一年就交了24995斤。全队年人均收入也达到了400元,最多的一户收入达到五六千元……

这就是那几行歪歪扭扭的文字产生的力量!

花鼓戏是凤阳的特产,凤阳的小岗人编出了名为《大包干》的歌词:“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多打粮食、多了收入,当然是天大的好事,然而在当时,这就不是好事!

当时的公社书记不干了:你们小岗胆子太大了,要逮人,先逮你们俩(指严俊昌、严宏昌)……你们年纪不大,为什么想出这个孬点子,走这条路呢?共产党的政策你们懂吗?这样是单干!

这名公社书记的话并不是他的一家之言,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思想。1979年3月15日,报纸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必须稳定》的读者来信,指出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1980年2月,《农村工作通讯》还发表了这样的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

所以,当时小岗人所说的“作(坐)牢割头”并不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夸大其辞,那是实实在在的风险。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以一位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对“大包干”给予了力敌千钧的支持:“大包干”不要动,让实践来检验,如果能增产,明年还要搞。此言与那句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多么神似啊!

万里的话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小岗村的“大包干”继续进行下去。

不仅如此,1979年6月,他还专程来到凤阳调研“大包干”。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用当地农民的顺口溜向万里作了汇报: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少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后,大为兴奋:“我批准你们干三五年,错了我负责。”

终于,到了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央1980年75号文件),“大包干”才名正言顺了。也就是从那之后,我的家乡才真正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一切才有了根本的转变。那一年,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家里有了粮囤。就这样,三年高中顺利读了下来。

站在那几行文字前,回顾我们经历过的由饥饿到温饱、由贫穷到富裕的岁月,对这几行文字的敬意一次次油然而生。那鲜红的手印,照亮了幽晦的时代、僵固的天空。我们读过的书汗牛充栋,但谁的鸿篇巨制能像这几行字这样充满了创造、开拓、追求和智慧?像这几行字这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光荣与梦想,富裕与荣光?普天下的书生呵,普天下的会舞文弄墨的书生啊,扪心自问啊。


责任编辑: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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