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畅清新堪称奇

2020年05月 18日 07:51 | 来源: 扬州晚报-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 庄晓明

今人最看重的,是金农的书画,而金农最看重的,却是自己的诗,乃至终身以诗人自居。金农前期诗的特点是“清拔古奥”,晚年的曲由博返约,明白晓畅,已臻化境。无论金农的书画创作取得如何成就,于他个人来说,诗仍是最根本的一极。金农的诗的创作,不仅在精神上哺育了他的书画创作,而且它的探索之路,于诗歌史的发展也有着某种启迪的意义。 

扬州八怪中的两位灵魂人物,郑板桥,金农,以诗、书、画皆擅著称。郑板桥的诗,无疑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板桥道情》至今仍为人喜爱。金农诗的成就其实也是很高的,但今人却所知不多,这是很可惜的。

今人最看重的,是金农的书画,而金农最看重的,却是自己的诗,乃至终身以诗人自居。金农诗初学浙派诗人,重视冷字僻典,以生涩古拙为上。金农有一首长诗《宣城沈丈画松歌》,16行,今看不算特别,奇的是,这16行每行皆9个字,显得与众不同。记忆当中,好像之前的大诗人没有谁这么做过的,王维有一组近体诗《田园乐》,每行6字,读者就已觉得“新奇”了。当然,这不是说金农的这首诗如何了不起,而是从中可以看到,金农确实对诗的创作特别兴奋,想写出一些新东西。

金农诗,尤其前期诗的特点,是“清拔古奥”。“清拔”,可理解为清远高拔,“古奥”,则是指金农诗中好用典,好用冷僻字词。李商隐是金农最崇拜的诗人之一,李商隐诗的一大特色就是好用典,这已让一般读者吃不消,而金农更发展了一步,用冷典冷词,不是学者型的读者,或不是圈子里的读者,读了那些诗句之后就被梗住了。如《宣城沈丈画松歌》的“绀发”“鬼国铁”“癣琴”等,一般读者自是望而生畏。当然,金农对此还是有尺度的,他会控制这些“冷典冷词”在一首诗中的用量,不妨碍读者大概能明了整首诗的意思,但会被某些句子滞住,产生某种“顿挫”的效果——金农确实比他的老师李商隐又“前进”了一步。但这“前进”是否值得呢?以今天的批评来说,判断诗的进步,主要看它有没有提供新的意境,新的发现,新的思想,而这些,“冷典冷词”都不能提供,只是提供了某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但同时又增加了阅读障碍,基本是得失相抵。

但由此不能说金农的诗才不济,是他生活的那个“铁屋子”“文字狱”的时代给予了他这种局限,他想在诗中有所创新,前进,却被逼仄进了一条偏道,歧途。鲁迅先生有一句话“一切好诗至唐已被做完”,有它的某种道理,令人反思。但从全局来讲,这句话又无疑是不严谨的,鲁迅先生所说的“诗”,应是指五、七言诗,唐以后的词,散曲,格言诗,难道不是诗?难道没有好诗?尽管这词,散曲,格言诗,都是被唐诗的高度逼出来的新路。金农的诗歌创作之路很有意思,他有志在诗中做出一番大业,却又常常感着一种无奈,“三十年来抱诗苦,冷症何处问秦医”,但他不知不觉中,被逼出一条独特的诗路,向我们走来。

真正逼着金农诗风转变的,是他50岁后,开始卖画谋生之后,逼迫他从那个诗歌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因为一般顾客是难以接受他画中的“冷典冷词”的题诗的。我们不妨先看一首金农正统写法的七绝《扬州杂诗》:

玉女窗西碧海东,人间容易路潜通。

灵台不昧华池满,明月忽生唾雾中。

再看另一首七绝《题桃林策杖图》:

画舫空留波照影,香轮行远草无声。

怕来红板桥头立,短命桃花最薄情。

这两首七绝诗风迥然,前一首清拔古奥,后一首诗意通俗。如诗友间交流,或参加诗歌大赛,大概会拿前一首;如果是面向普通读者,希望他们喜欢,那自然是选后一首。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古今诗人们都曾面对的难题,写诗为什么?写给谁看?依我的理解,大多诗歌最终还是要写给读者看的,尤其是面对那些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层,因为真正的好诗,是历代的读者热爱出来的,而不是小圈子的相互吹捧,或诗歌大赛大奖推出来的。

但随之的一个问题是,回到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美学传统中写出的诗,往往又难以写出新意,如金农这两首七绝的后一首,确实诗情画意,一般读者都能领略,不过,在七绝这种诗体中,以往的名篇太多了,已形成某种惯性,束缚,金农的这一首就没有写出新的意境或境界——这对于金农这样一位对自己的诗歌极有抱负,充满诗歌创作欲的诗人来说,又是不愿接受的局面。既要面向普通读者,又要写出新意,何其之难!幸运的是金农所处的时代,诗的另一种形式,更为通俗自由的曲,正得以不断地普及,发展,尤其在扬州这样的富庶之地。金农曾自述家有明童数辈,婉转皆善歌喉,他写成曲子后,让他们演唱。这些曲子既明白晓畅,又有着诗的雅致,金农日后作画时,用着题画的诗句,形成了别具的诗画特色。如《题小山开士小影》:

不坐蒲团,不扶藤杖,寻觅本来面目。峭紧草鞋何处去?非人世东南西北。山中泉石,林间猿鹤,都是老僧眷属。天一握,与野云同宿。

有论者认为,金农晚年的曲由博返约,明白晓畅,已臻化境。确实,从金农晚年的曲中,我们哪里还能辨认出前期那个“清拔古奥”的金农,一个新的诗人已脱胎而出,或化蝶而飞,这归之于生存与时代的所“逼”,亦归之于诗人不衰的创造力所致。金农还有一首清新的小曲《题荷花图》,读后直令人称奇,我且用新诗的形式分行列出:

荷花开了,

银塘悄悄。

新凉早,

碧翅蜻蜓多少,

六六水窗通,

扇底微风。

记得那人同坐,

纤手剥莲蓬。

此曲的口语化,使其置于胡适的《尝试集》中,乃至新诗初创时期的一些新诗人的集中,恐怕也难以分辨。由此可见,中国新诗的诞生,决不仅仅是西诗催化的结果,亦同时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格言诗这一路的发展,在语言上愈来愈舒卷自由,愈来愈向“日常口语”逼近的必然趋势。

或许,对于金农的诗歌天才和创造力来说,他有些可惜地生错了时代。他的书画,花了远不及他诗歌的心血,就开辟了一番新的天地——它归于历史尚给书法所留的空间所赐。但无论金农的书画创作取得如何成就,于他个人的创作来说,他的诗书画三足鼎立的创作中,诗仍是最根本的一极,重要性决不逊色于其它两极。金农的诗的创作,贯穿了他漫长的一生,不仅在精神上哺育了他的书画创作,而且它的探索之路,于诗歌史的发展也有着某种启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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