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碑刻石刻文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是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本次发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包含碑刻、摩崖石刻等1658通(方)重要文物,刻成年代从战国至清,文字种类包含汉文、藏文、蒙文、满文、维吾尔文等20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保管、收藏在323处文物保护单位和221家文物收藏单位。
首批名录中的1658通(方)文物是从各地上报的近5600通古代名碑名刻文物中遴选出来的,遴选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本体或其附属文物,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管的代表性古代碑刻石刻文物,三是国有博物馆收藏的馆藏一级文物。
扬州境内共有6方碑刻入选,分别是元代《“徽州路达鲁花赤捏古伯通议”墓志碑》《“波斯人赡思丁”墓志碑》《“阿拉伯人阿依莎·哈通”墓志碑》《“阿拉伯人阿莱丁”墓志碑》,清代《颜真卿三表稿》,清代《邓石如心经碑刻》。前4方碑刻均存于普哈丁墓园,后2方碑刻分别存于何园和大明寺,三地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方元代墓志碑有何特别?
扬州碑刻文物遗存众多,其中不乏如《南巡记碑》《明重刻唐三绝碑》《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记碑》等赫赫有名的碑刻。在本次公布的首批名录中,藏于普哈丁墓园的4方墓志碑一同入选,它们鲜为人知,本次入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记者从文保部门了解到,这批墓碑的来源要追溯到1927年。当年,在拆除扬州南门外挡军楼时,曾在墙脚下发现“徽州路达鲁花赤捏古伯通议”等四块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其中,捏古伯的一块是一面中文、一面阿文。1929年,清理南门外水关与挡军楼的墙基时,又发现一些大小不等的墓上石嵴,重叠砌在一处,当是筑墙时取来应用,墓址可能就在近处。这两批石刻发现后均移入南门仙鹤寺故址内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全部移到普哈丁墓园保存。
扬州博物馆典藏部主任庄志军介绍,观察这次的名录可以发现,在元代的碑刻中,以泉州的诸多拉丁文墓碑为最多,普哈丁墓园所藏的这些墓碑同属于元代碑刻,它们都是元代历史、海外交通史、宗教史的珍贵遗物和见证。此外,扬州还有也里世八墓碑和凯瑟琳伊利翁尼墓碑也极具价值。
方书法碑刻为何能入选?
《颜真卿三表稿》嵌于何园复道回廊廊壁,共8方,均为小横碑,高约33厘米,宽约70厘米。碑文行书。颜真卿(709-784),唐代大书法家,开一代书风,后世称其楷体书法为“颜体”。
据《扬州碑刻辑考》载,碑文为《谢赠祖官表》《谢兼御史大夫表》《让宪部尚书表》三帖。从内容上看,原碑应有九方,第五碑与第六碑之间尚缺一石。资料显示,存于何园的这份《三表稿》是颜真卿未誊清的草稿,为明代原石原刻,共114行,笔意劲挺豁达。何园园主何芷舠重金购得后,造园时镶于后花园复道回廊西侧。
《邓石如心经碑刻》嵌于大明寺大雄宝殿前庭东侧墙壁。由22方小碑拼接而成,通宽280厘米,通高122厘米。清嘉庆八年(1803)元月,邓石如书。碑文篆书。邓石如(1743-1805),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此《心经》为邓石如的篆书之宝,清嘉庆八年,时年61岁所书,字体长而丰腴,以隶作篆,笔画遒劲,结字规整,运笔流畅,逆入平出,内敛含蓄,堪称邓石如传世墨迹中的代表之作。
“本次遴选特别注重书法艺术,这两方碑刻的入选,恰好是因为它们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庄志军介绍,根据遴选的标准来看,扬州其他有名的碑刻之所以未能进首批名录,可能是因为没有定级或者是不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内。
南博“扬州第一古刻”入选
扬州金石爱好者发现,南京博物院馆藏的汉中殿石也入选首批目录,而这件中殿石是由清代阮元于扬州本地发现。
中殿残石共有四石,一石五字,为“中殿第廿八”,一石三字,为“第百廿廿”,一石四字,为“石第百八”,一石似刻一字而不能辨。三石皆刻数字“第几”,乃建筑用石之编号。
据《扬州碑刻辑考》载,清嘉庆十一年(1806),阮元守制回到扬州,在雷塘墓庐附近甘泉山惠照寺阶下获“中殿石”等题字二石,阮元与伊秉绶、江藩、翁方纲切磋考订,汇研诸家,断为西汉刘胥任广陵王时期所刻。太守伊秉绶嵌石于扬州府学明伦堂东壁。阮元有《甘泉山获石记》叙述其事,翁方纲撰有《甘泉山石字拓本跋》进行考证……西汉石刻存世稀少……为扬州第一古刻。 记者 林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