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汪曾祺的“乡土胎记”

讲座现场。 王鑫 摄

3月3日，是元宵节，也是高邮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生日。当天下午，“汪学公开课”邀请到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干，以“汪曾祺与高邮文人文化”为题，深入解读汪曾祺和高邮的文脉关联，记者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文字，以飨读者。

故乡是一个作家的出发地，故乡也是一个作家永远难以抹去的“胎记”，故乡的风土、风物会折射到作家的作品中，故乡的文化也会融到作家的血液里去。高邮的文化孕育了汪曾祺，汪曾祺也用文字回馈了高邮，成为高邮文化的一部分。

俯瞰人间的“文学高地”

文游台是高邮的文脉所在，是里下河的文学高地。汪曾祺在《文游台》中写道：“台在泰山庙后。”童年时春游必登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

文游台的“高”，不仅是海拔，更是一种文化姿态。汪曾祺同样感知到这种“高”：“高邮湖的湖底，比运河的河底还高。”这种地理的“高”，转化为文学的“高度”：一种既能深入市井肌理，又能超然观照的叙事姿态。汪曾祺小说最典型的叙事特征：他写市井小民，从不居高临下地怜悯，而是平等地理解；他写苦难挫折，也不渲染绝望，总留有一抹温暖的底色。文游台所提供的，正是一个既能“俯瞰”又不失“人间烟火”的观察支点。

文游台所赋予的“高度的平静”，因为站得够高，看得够开，所以能对人间悲欢抱以最深的理解与最暖的温情。大雅即大俗，是汪曾祺对文游台最富创造性的发展。

汪曾祺与文游台，是人与地、文与脉相互成就的典范。这种传承与创新的文学实践，丰富了中国爱情文学的表达方式，也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成功范例。

布衣文人的“精神先导”

文坛将汪曾祺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由来已久。但汪曾祺并非传统的终结者，而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桥梁，是传统士大夫精神在现代社会转化与分流过程中的一个璀璨坐标。汪曾祺的“士”，更准确一点说，是个名士，是个作家，是个文人。

在汪曾祺身上，更多的是承载的高邮人王磐的布衣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王磐是一个少见的布衣散曲家，布衣就是没有穿过官服。王磐出身富室，却“厌弃科举，终身不仕”。他在高邮城西筑楼，自称“西楼”。

王磐与汪曾祺展示了“独善其身”同样可以成就文学的高度。这种选择不是逃避，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社会——通过审美创造，保存人性的温暖，抵抗精神的荒芜。布衣情怀，本质上是一种“平民精英主义”——它既拥抱世俗，又不流于庸俗；既淡泊名利，又不放弃精神追求。

训诂学的“清芬”滋养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学大师。汪曾祺对高邮王氏父子怀有深厚的敬意。王氏父子所代表的，是一种扎根于地方却又超越地域的中华正统学术精神。汪曾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训诂学家，但他与“王氏之学”的精神联系，深刻而微妙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与美学观念中以及对“小学”功夫的尊重与化用。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考证“淖”为蒙古语“湖泊”之意，揭示地名背后的历史层积，也为高邮的地名正本清源。盍簪堂是文游台一个厅的名字，汪曾祺以深厚的功底解释：“盍簪”之名，比较生僻。出处在《易经》。《易·豫》：“勿疑，朋盍簪。”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孔颖达疏：“群朋合聚而疾来也。”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快来堂”。我觉得“快来堂”也挺不错。我们小时候对盍簪堂的兴趣比四贤祠大得多，因为堂的两壁刻着《秦邮帖》。

1991年最后一次回乡时，汪曾祺参观王氏纪念馆后曾赋七绝一首，其中两句是：清芬谁继王氏学，此福高邮世所无。

“淡文化”的家风传承

在高邮文人文化中，文游台、王西楼、王念孙等传统文化影响，都是显性的，还有一条是隐性的，这就是汪曾祺的家庭文化——“王淡人文化”。

王淡人是汪曾祺《你好，王淡人》的主人公，是其父亲形象的全方位呈现。汪曾祺描绘了父亲的多方面才能。

汪曾祺的教育经历和文学启蒙同样值得探讨。父亲对汪曾祺的影响，藏在“淡文化”的内涵里。汪菊生，字淡如，其名号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菊生”取自重阳节出生，“淡如”则典出“人淡如菊”，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统文化人格意象。

从王淡人到汪曾祺，“淡文化”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代际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汪曾祺写过：“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

王淡人的“淡”与汪曾祺的“味”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道温润而深邃的美学风景。它告诉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中，蕴藏着最珍贵的诗意；在最淡泊的态度里，蕴含着最深厚的力量。

绵延两千年的高邮文脉对于汪曾祺，是文化上的根，精神上的源，艺术上的灯。       记者 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