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做客扬州 品读汪曾祺“三种眼神”下的“扬州八怪”

汪曾祺。  资料图片

3月16日上午，著名学者、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干，应邀来到扬州大学文学院中敏讲堂，以“汪曾祺与扬州八怪”为题，解读汪曾祺和扬州八怪之间的文化脉络连接。记者根据讲座内容整理文字，以飨读者。

汪曾祺是多文化的结晶体，他打通了古今、中外、雅俗、南北等，而扬州文化是他的底色也是最牢固的基础，汪曾祺深扎扬州文化土壤，才开出如此迷人的花朵。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深受“扬州八怪”书画与诗文的美学滋养。他不仅在作品中多次提及郑板桥、李复堂、金农等人，更在散文、小说、题画诗中，直接引用或化用了多位“扬州八怪”人物的诗句。这些诗句的运用，不仅是“掉书袋”式的文采点缀，更是他构建“文画同源”美学世界、表达人生况味的关键“文眼”。汪曾祺的作品与“扬州八怪”中郑板桥、金冬心、李复堂三人的关联最为重要，汪曾祺对三个人的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分别是仰视、平视、审视。

仰视推崇郑板桥

汪曾祺曾多次在文章和访谈中表达对郑板桥的推崇，称其为“我很喜欢的画家”，并认为“郑板桥是伟大的”。

汪曾祺与郑板桥的民本思想，根植于他们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命运和尊严的深切尊重。这种思想并非政治理念的空洞表达，而是内化为对“人”的温暖关怀。

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直言：“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他认为农民是社会的基石。汪曾祺在《汪曾祺自述》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说：“我笔下的小人物，都是我自己，或者我的街坊、邻居。”

汪曾祺与郑板桥都是各自时代语言艺术的革新者。他们不约而同地打破文体的桎梏，从活生生的口语和民间语言中汲取养分，创造出鲜活、生动、充满生命力的个人化文体。

郑板桥身处清代，却大胆挑战当时僵化的“帖学”和馆阁体书法，创造“六分半书”，他的诗词也常引入俚语俗话，如道情曲“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汪曾祺则反对“学生腔”和过度欧化的翻译腔，认为现代汉语的活力在于向民间、向古典、向生活学习。他说：“小说的语言，应该就是这种‘人’的语言，准确、朴素、平易。”郑板桥和汪曾祺都致力于让书面语言“活”起来，贴近人的呼吸。

平视欣赏李复堂

汪曾祺对李复堂的欣赏最诚恳，在小说《鉴赏家》中，他借大画家季匋民之口评价李复堂：“他认为扬州八怪里李复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浑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江湖气。”

《郑燮小像方士庶补景图》。

汪曾祺对李复堂的欣赏除了艺术上的知音外，在境遇上也有相似之处。汪曾祺与李复堂的人生经历有一点相似，都是从庙堂走向江湖的。李复堂作为康熙朝画院侍从、山东滕县知县，曾一度身处庙堂之高，其《花卉册》中规整工细的早期风格，正映射出宫廷趣味的深刻烙印。然而“两革功名一贬官”的经历，使他最终流落扬州，以鬻画为生。这种从体制中心到江湖边缘的坠落，在艺术上表现为从宫廷工笔向大写意的决绝转变，而笔下那抹难以消解的“霸悍”之气，正是其内心“牢骚不平”的外化。

汪曾祺因参与《沙家浜》等样板戏创作，随着时代变迁复归文人本色，成为一位写故乡、写市井的作家。对于这种体验，他在《随遇而安》中淡然写道：“这种遭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是有好处的。”两人都经历了从“为人”到“为己”的升华。李复堂的题画诗道出心声：“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汪曾祺则在《晚翠文谈》中坦言：“写作要有真情实感，要写得自然。”这种对艺术“真魂”与“自然”的共同追求，是二人超越时空的精神契合。

在绘画实践上，汪曾祺直接受惠于李复堂，从他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时时能看到李复堂的一些痕迹。他临仿李复堂的《大葱鳜鱼图》，但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在鱼鳞上点嫩黄，大葱上抹青黄，赋予画面鲜活的生活质感。这种“师古而不泥古”的态度，正是对李复堂艺术精神的继承。

审视面对金冬心

汪曾祺对“扬州八怪”的喜爱散见于各处文字，谈及郑板桥和李复堂多是随笔片段，唯独为金冬心专门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金冬心》。这说明汪曾祺对金冬心很重视，也很了解。

小说《金冬心》的开篇即奠定了“祛魅”的基调。作者用一连串冗长的头衔来介绍主人公，这种“报菜名”式的写法本身就带有一种戏谑的意味。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写道：“早上起来觉得很无聊。”这种“无聊”并非传统文人闲愁式的无聊，而是源于“手头紧”的物质窘迫。金冬心刚刚从杭州扫墓回来，花了一笔钱，而杭州官员馈赠的程仪“殊不丰厚”，这让他感到愤愤不平。小说中汪曾祺对金冬心的“审视”，实际上是他对传统文人群体的一次“历史回望”。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作家，汪曾祺既欣赏古代文人的才情与风骨，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局限与虚伪。在《金冬心》中，汪曾祺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小说那样将古人“神化”或“丑化”，而是用一种“理解之同情”的眼光，还原了他们的真实面貌。在汪曾祺看来，“雅”与“俗”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金冬心的“雅”离不开“俗”的支撑，而他的“俗”又因艺术才华显得“雅”。这种辩证关系，正是《金冬心》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汪曾祺对“扬州八怪”不同的态度，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和理性，“扬州八怪”作为艺术史的一座高峰，自然值得赞美和歌颂，但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个人身上的自有其历史局限性，不能一味神话。

汪曾祺对金冬心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扬州八怪”艺术的独特理解。与郑板桥的“民本思想”不同，金农的艺术更倾向于“奇崛”与“孤高”。汪曾祺在小说中并未过多涉及金农的艺术成就，而是聚焦于他的“为人处世”。这种选择表明，汪曾祺更关心的是“人”本身，而不是“艺术”的神话。他试图通过《金冬心》告诉读者：即使是像金冬心这样的艺术大师，也逃不过“柴米油盐”的困扰。汪曾祺将金冬心的文人心理刻画得如此生动，正是对“扬州八怪”精神的尊重、祛魅、不造神。记者 王鑫

名词解释 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最公认的八位画家是：汪士慎、郑燮（郑板桥）、高翔、金农（金冬心）、李鱓（李复堂）、黄慎、李方膺、罗聘。但“扬州八怪”并非确指八人，而是对清代中期活跃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统称，实际成员有十五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