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为中国人绘制体质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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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院士在查阅书籍。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科创名城出菁英，散作祖国满天星。近日，由扬州市委组织部（人才办）、市科技局、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集团）联合举办的“名城国士 科创星河”大型融媒体行动第三站，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逸夫科研楼，深度对话从扬州走出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采访活动得到了市档案馆的友情支持。

运河汤汤，奔流不息，自高邮里下河一路“北上”京城。

中医之梦，始于运河原点。从乡间民谚里的一碗青蒿汤，到为亿万中国人绘就九种体质生命图谱；从九平方米小屋的伏案钻研，到登上联合国讲台分享中医药智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以八十余载人生征程，走出了一条从基层实践到原始创新、从故土乡野到学术高峰的传奇道路。他的科研人生，既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生动缩影，也为扬州建设产业科创名城、打造康养之城，写下了最具温度与力量的注脚。

采访团队抵达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时，原定的采访时间不得不延后——已过耄耋的王琦临时受邀参加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等待间隙，我们缓步书院书架，《中医体质学说》《中医男科学》《九种体质使用手册》，以及他多部被译为英、日、韩文的著作整齐陈列，而每一本书脊都写着同一个名字。

午休时分，王琦匆匆赶来，无暇用餐休憩：“我们抓紧交流，下午还要主持博士答辩。”这般步履不停的模样，恰是扬州奋进“万亿之城”、建设产业科创名城的生动映照。

       从高邮到北京：青蒿素背后的人生转折

话题从家乡高邮开始。一提起那座运河边的小城，王琦的眼神柔和了几分，语速也慢了下来。乡音未改——尽管已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五十年。

“喝了蒿枝汤，摆子不上床。”王琦忽然换了地道的家乡话，眼角皱纹舒展开来，“这是我们高邮的民谚，意思就是，得了疟疾不用怕，喝青蒿汤就好了。打摆子嘛，就是疟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疟疾是全国性的烈性传染病，高邮是流行区之一。1969年全县办合作医疗，开展中草药“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龙奔公社焦山、车逻、二沟等大队赤脚医生，用青蒿煎汤给村民服用，形成青蒿抗疟群防群治的生动场景。

“我当时在高邮县卫生局，做医药科研组组长。”王琦说。他和防疫站的钱道宏等人一起，召集了101名基层医生和化验人员，分成八个临床观察组，要做一件事——用科学方法验证不同大队青蒿的疗效。

我们问他：“当时怎么想到要做对比实验的？”

“因为老百姓的方法五花八门嘛。”他摊开双手比划着，“有的煎煮，有的用沸水冲，有的把青蒿绞出汁来喝，还有用凉水泡的。我就想，到底哪种最好？”他们用耳血薄片观察疟原虫灭活的情况，结果清晰而振奋：绞榨取汁、低温服用，效果最好。

这一发现，为后来屠呦呦团队采用低温提取法提供了来自基层的实践佐证。1974年，王琦与钱道宏在《陕西新医药》上发表了青蒿抗疟的第一篇临床论文，184例患者治愈率在80%以上。据当时负责接待的陆子遗记述，屠呦呦一行四人曾专程来高邮调研，在龙奔公社焦山大队随机抽取20名疟疾患者进行试验，得出了三个结论：青蒿治疟有效，没有毒性，绞汁青蒿药效更佳。

多年以后，当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王琦在振奋之余乡情涌动。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将要出版的书稿，翻到扉页指给我们看——上面写着“523办公室”“高邮抗疟功不可没”“谨以此书献给高邮人民”。“这本书叫《漫天蒿香关不住》。”他把书稿轻轻放回原处，“我写它，就是为了说明家乡用青蒿抗疟的原始贡献。”

这段往事，放在扬州建设产业科创名城的语境下，似乎别有深意——一项重大科学发现的背后，往往有基层实践的厚土。创新从来不只是实验室里的事，泥土里也能长出改变世界的力量。

而王琦自己的人生，也正是从这片泥土中起步，经历了几次关键转折。

1976年，高考尚未恢复。国家卫生部决定举办一期全国中医研究班，由各省市选送一名年轻且有所成就者入学。高邮县卫生局局长曹振邦力荐王琦。经过层层筛选，32岁的王琦从江苏省脱颖而出，成为全国35名学员之一。

1978年，高考恢复后的首届中医研究生招生，全国名额仅50人，报考者达1300余人。王琦高分录取，师从岳美中、方药中两位中医泰斗。

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毕业前夕。“我告诉方药中老师，我要做中医体质学。”王琦说到这里，语气忽然加重，“方老师一听就愣住了，说‘什么中医体质学说？中医基础理论没有这个概念’。”

在那个所有研究生都在总结老中医经验的年代，王琦的选题无异于“自找麻烦”。方药中的担心很现实：这个题目古无医典可鉴、今无文献可借，万一答辩通不过，直接影响毕业。王琦跟方药中说：“您先看看。”然后把一沓初稿递上去。方药中反复推敲，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填补中医学空白的重大命题。

“最后方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把这个研究做大做深做强，为中华中医学树丰碑’。”王琦语速放缓，“方老师之所嘱，就是我心中之所愿。”

1981年研究生毕业，王琦留校任教。但人生的选择题还没有做完。多年后，他被调任中国中医药报社副社长，上任前却提出了一个令领导意外的条件：“让我继续上门诊、带研究生。”一干就是七年。后来儿子从美国回来，问他：“老爸，你将来是老干部退休，还是老中医退休？”

我们忍不住问：“就是这句话让您下了决心？”

“对。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辞职’了。”58岁那年，他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回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只分到一间办公室，没有经费，一切从零开始。

“后悔过吗？”

“没有。但有一点失落。主要是平台没了。”王琦从北京市一个10万元的科研项目起步，一步步重新搭建学术阵地。从体质与生殖医学中心，到体质研究院，再到如今声名远播的王琦书院。

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中医方面的院士已断档了十几年。王琦回忆，那几年里他年年申报，有时“擦肩而过”，有时“分数不足”。为准备一场只有15分钟的答辩，他把自己关在郊区宾馆里反复演练，最终用时14分55秒。“把几十年浓缩到一刻钟，那个日子是很难熬的。”

“从研究人的病，到研究病的人”

“从研究人的病，到研究病的人。”这句话，在整个采访中王琦重复了好几次。

我们问他：“体质学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当年您是怎么让人相信‘九种体质’真的存在？”

“用数据。”他回答得干脆。

从1982年出版《中医体质学说》开始，王琦带着团队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求证之路。“没有现成的问卷，我们就到社区去敲门。”他忍不住笑了，“人家开门，一看我们不像是卖东西的，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听说是搞调查的，‘哐’一声门就关了。”

词条也是大问题。单单一个“怕冷”的症状，团队就汇集了数十种民间表达。为了采集数据，他们扛着摄像机，在统一采光下为5600多人拍摄面部特写，记录油脂、皱褶、水分、弹性的每一个细微指标。最初，他们获得了21948例体质有效数据，足迹遍布九省市；此后又相继完成5100例体质人脸识别和10万余例大样本数据采集。经过数十年积淀，王琦最终发现并确认了中国人九种基本体质类型。

他用两句话来概括：“亿万苍生，人有九种；一种平和，八种偏颇。”

聊到“特禀体质”的发现，王琦换了个坐姿，显然这个故事他感受很深，讲起来津津有味。1984年，他在荷兰援外医疗，那里是郁金香之国，过敏症患者比比皆是。“一个外交官来看诊，过敏性鼻炎，涕泪俱下，止都止不住。”王琦为他辨证施治，病情逐渐好转。就在治疗过程中，他突然追问了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同样身处一片花海，为什么有人过敏、有人安然无恙？

答案指向了过敏的“人”，而非过敏的“原”。“所以我在体质分类里加了‘过敏体质’这个类型。我的逻辑很简单——改变不了环境，那就改变人。”王琦正色道，“体质就是疾病的土壤。同一片花海，为什么有人过敏，有人不过敏？说明花粉只是一个诱因，真正的问题出在体质上。”1441篇体病相关临床文献、840408例样本涉及31个病种，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2015年4月，王琦提出“九体医学健康计划”。2009年，体质辨识法成为首个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中医内容，这是中医学的历史性突破。截至2023年底，老年人群应用人次达5.7亿，覆盖全国31个省份。《中医体质量表》被翻译成16种语言，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

我们请他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他说：“有一个86公斤的男孩，高尿酸，脂肪肝。我调理他的痰湿体质，体重降了40斤，指标也正常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用一个方子调整个体质的土壤。”

从零到一，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王琦用数十年完成了一项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四个字，恰恰是当下大力提倡、科创名城建设极为需要的精神内核。

不止于名医：学术版图开拓与中医传承

我们问王琦：“您的学术贡献远不止体质学，男科、腹诊这些领域，为什么也要去开拓？”

“因为当时没人做啊。”他的回答简单直接。

腹诊背后有一段与日本学术“正名”的故事。腹诊是中医传统诊疗法之一，张仲景创望闻问切四诊，切诊以切脉切腹为重。然而后来腹诊在日本的传承声势颇大，国际上甚至有腹诊起源于日本的说法。“这怎么行？”王琦组建团队，从古籍文献整理到腹诊仪研制，从计算机应用系统到教学挂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成果。“要让事实证明，腹诊一科源起自中国，现代继承仍然在中国。”

由此展开，王琦构建并完善了中医体质学、中医男科学、中医藏象学、中医腹诊学、中医健康医学、中医未病学六大学术体系。他不是“一招鲜”的名医，而是构建了系列学科版图的学者。

然而，学术生命如何延伸？如何让这些成果传承下去？王琦用了四个字来回答——师承之教。他在《师承论》中写道：“中医之学，璀巍光灿，垂二千余年。然其推移演进，繁衍传继者，师承之教，未曾离之。”“学无师无以得高明，术无承无以得传薪。”

2016年，受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启发，王琦心中那团火被点燃了。他当即赋诗：“书院问学始于唐，传统基因今发扬。培育英才高地筑，道经千载更辉煌。”此后四年，他全身心投入筹备。2021年教师节，王琦书院正式成立。如今，王琦书院已汇聚131位两院院士、国医大师、国学大师授课，开设经典研修、临床研究、学科交叉、战略思维四大模块课程，入学者均为岐黄学者、博士生导师或知名中医。书院已在全国多所中医药大学设立分院。

王琦对弟子要求极高，他的学生、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导倪诚说：“王老师的传授是活态传承、多元传承。疗效要中医人认可，西医人也认可，中国人认可，外国人也认可。”

对于扬州而言，王琦书院的模式或许提供了某种参照。产业科创名城的建设，归根结底要靠人。如何培养一批有战略思维、能“从零到一”的领军人才——这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科学是惠及大众的春雨”

“您这么忙，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做科普？”

面对这个问题，王琦几乎没有犹豫：“科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珍藏品，而是惠及大众的春雨。科学家要把研究成果奉还于民、普及于民、分享于民、造福于民，才是最高境界、最大价值。”这也是他在2022年荣获“典赞科普中国”年度科普人物时的获奖感言。

四十年间，他年均举办科普讲座50次以上，央视《健康之路》、北京卫视《养生堂》等节目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与国医大师孙光荣主编的《全国中小学中医药文化知识读本》，在全国30余省市发行。他主编的《九种体质使用手册》出版多年后，仍在电商平台同类图书中销量领先。

他提及几年前在中国科技馆向孩子们讲述“从零到一的故事”。我们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四个字？他说：“从零到一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它的核心是创新，是超越原有的知识经验，是创造发现新事物。”面对中学生，他说：“科学是没有穷尽的，认知是没有边界的。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书写自己的历史。”

2016年，王琦在联合国总部宣读《中医长城宣言》。疫情期间，他多次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上发言，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与中医药成果。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参与“10秒”中医药体验馆建设，首次将中医药文化在国际赛事中展示。

运河之子

“高邮有两奇。”我们提到这句家乡的评价，王琦摆摆手笑了，“汪曾祺先生，那是大文学家。我嘛，就是给老百姓看病的。”

但他的乡情，藏不住。一提起高邮，他的语速就慢了下来，乡音也更重了。他已坚持11年，每年带领专家团队回高邮义诊。乡亲们说：“我们坐在家门口就能让院士把脉问诊，这是福分。”随行义诊的专家们都是自费往返，一位专家告诉我们：“我们爱王老师，王老师爱家乡高邮，所以我们也爱高邮。”

我们问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

“这需要什么理由？”他反问，“你从那儿出来的，你能忘了那儿的人？”

对于扬州正在打造的“康养之城”，王琦有自己的思考。“要找到扬州独有的精神标识。”他说，“为什么‘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话就吸引了那么多人？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他建议把运河文化、历史底蕴、自然生态、医疗卫生和康养服务综合起来打造，“要让人一提到康养就想到扬州，就像‘看长城到北京，看运河到扬州’一样——你记住的就是这句话。”

这番话背后，暗含着产业科创名城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更是将文化底蕴转化为产业优势的能力。扬州的运河、生态、中医药传统，恰恰可以与王琦的“九体医学”形成呼应，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健康产业之路。

我们问起他的家庭。王琦说得最多的，是“耳濡目染”四个字。他记得当年一家四口挤在九平方米的小屋里，他伏案工作，两个孩子就趴在餐桌上读书写作业。他不会打牌，也没有别的爱好，每天回家就是看书、写文章。“大概孩子们从小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吧。”

长子王前飞，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次子王前奔，哈佛大学博士后，杜克大学终身冠名讲席教授、美国生物医学学会会士。“一门三杰”，传为佳话。

如今，王琦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淮扬医派的著作，从三国时期的高邮名医开始梳理。“扬州出了不少名医，有很多被历史淹没了，应该有人来做这件事。”他说。

从高邮乡间的一碗青蒿汤，到为亿万中国人绘制的体质图谱；从九平方米小屋里的挑灯夜读，到联合国舞台上的《中医长城宣言》——他用大半生，诠释了什么是“从零到一”，什么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对于扬州这座正在建设产业科创名城的运河城市而言，王琦的故事或许提示着一条路径：真正的创新高地，既需要硬核的科技突破，也需要这种从人文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有温度的创新。

正如他在采访中不止一次说过的那句话——“从零到一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它的核心是创新，是超越原有的知识经验，是创造发现新事物。”

记者手记

于空白处落笔

采访中，我们发现王琦院士说得最多的，既不是“中医”，也不是“体质”，而是“从零到一”。

58岁辞官返校，一间办公室、没有经费——这是零。他从北京市一个10万元的科研项目起步。

院士答辩，十几年没有中医人选上——某种程度上也是零。他把几十年浓缩到14分55秒，叩开了那扇门。

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总是选择“从零开始”的人，心里到底相信什么？

他信实践。高邮老百姓用青蒿治疟疾，别人看到的是民间土办法，他看到的是科学验证的可能——煎、冲、榨、泡，四种方法一个一个比，拿耳血在显微镜下看疟原虫。

他信追问。在荷兰看到满城花粉过敏者，别人止步于“避开过敏原”，他追问：同一片花海，为什么有人过敏有人没事？这一问，问出了一个“特禀体质”。

他信时间。一个“怕冷”的症状收集数十种民间说法，扛着摄像机拍5600多张面部特写——几十年攒下来的数据，最终勾勒出中国人的九种体质图谱。

一个人从一座运河小城出发，用一辈子走通了“从零到一”的路。

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在空白处落下第一笔。

“从零到一”——那个说这句话的人，83岁了，还在身体力行。

记者 邹平 庞丹阳 郑露莎 徐延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