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 门
在乡下，邻里间串门是一大特色。每当闲暇时，男人们嘴边叼支“喇叭”(纸卷的土烟)，女人们腋窝里藏只鞋底，上了年纪的人，手里摇把芭蕉扇；哪家的门都是敞开着的，你只管进就是了!进了门，想坐就坐，想站就站，想聊就聊……真个是悠哉乐哉!
我说的是儿时的乡下。
那时候，农家的房基不像现在的“一”字形庄台，大都七八户、十来户一?摇，有的甚至几个生产队蜗居在一起，被称作“庄子”。这是自然形成的。庄里的人家尽管相互挨得很近，但有的还要在后墙开个小门，以便于日后串门。农家也有土墙或篱笆小院的，那其实是一道虚拟的遮拦，常有的情形是：这家的丝瓜藤爬到了对家的屋顶上，到时候对家的男人就会把长大了的丝瓜乐呵呵地送过来，顺便两家男人站在院子里说说农事；那家的母鸡有时跑错了门，把蛋下在了这家，这家的女主人也会像报喜似的，主动把蛋给送过去，借机两家女人说几句悄悄话。大人爱串门，孩子们更爱串门，但孩子串门要受大人的制约。记得那时，我家和隔壁的毛毛家隔着一道土墙，墙的半腰有个洞。为了串门方便，我和毛毛便“合谋”将洞口扒大，不能一次扒成，今天扒一点，明天扒一点，后天再扒一点，这样大人们就不会在意了。有了洞，果然方便多啦!平时只要一有机会，不是我从洞这边爬过去，就是毛毛从洞那边爬过来……
邻里间串门都是善意的，没有别的企图，小孩也如此，图个热闹而已。记忆中，来我家串门的人最多：“八张嘴(特别能言善辩的婶子)、在堂老太、“二斤半”姨奶奶、德叔叔、“大灯泡”(秃顶光棍)……这些人都是我家的常客。这得益于我父母在庄上人缘好，尤其是我母亲，她是个乐天派，又特别乐善好施，每次有串门的来，她就像招待客人似的，倒茶、递烟、磕瓜籽。母亲天生的大嗓门，开心时哈哈大笑，经常笑得眼泪鼻涕一溜一溜的往下掉。她也经常到别人家串门。但她外出串门时，从不会空着手，总要顺便给人家捎点瓜豆之类的东西……“邻居好，赛珠宝”，母亲生前常说这句话。她还说：“好邻居要勤走动，不走动，日子一久，感情就淡薄了。”
当然，乡下人也有不爱串门的。我家屋后有个老妈子，六十好几了，庄上人都叫她“四不靠”，她就爱整天把自己闷在屋子里，哪家门也不愿进。但她爱听“壁根”。每当知道我家有人来串门时，她总要蹑手蹑脚地跟过来，大冷天门也不进，偏要倚在门口漆黑的拐角处。其实她耳朵背，什么也听不见，可她就有这么个坏毛病。有几次被我父母撞见了，她就很尴尬，嘴里哼哼的，但不知所云。这种人在乡下自然吃不开，倒是那些平时爱串门的人，大多热情而坦荡，因而与其交往者众。这也就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串门最勤也最有趣的，是哪家来了贵客。这在人口密集的村庄尤其如此。庄子那么大，“喜鹊叫，客人到”，是常有的事。每当这时，你瞧吧，那些串门的人，真是“千姿百态”：这个端着饭碗踱过来瞟一眼，那个抱着小孩晃进门搭句讪；也有故作矜持的，但又熬不过那个“瘾”，于是就借口说：“到你家拿样东西”……记得那年我爱人(当时是女朋友)第一次“光临”寒舍，家前屋后的邻居就像看西洋镜似的，来了一拨又一拨。串串门倒也罢了，出了门，还要叽叽喳喳地品头论足———
“看出来了吧?像是个城里姑娘。”
“讲话也好听，细声细语的。”
“不会是骗来的吧?”
“难说噢，难说噢……”
这些邻居平时都在一起闹笑惯了，所以说话从不顾忌，我和女朋友在屋里听见了，直想笑。
串门是农家的习俗，也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渠道。看似平常，也漫不经心，却营造着一种淳朴而温馨的乡土情缘。离开老家在城市里生活这么多年，我已非我，但还经常怀想起那段家与家互不设防的岁月。不知现在富裕起来的农村，是否还保留着这样的“遗风”?我想会的。
打 场
乡间有许多生活用语滑稽得可爱，譬如“打场”一词。“场”即场头———谷场，晒场，与“场”相关的农活怎么能叫“打”呢?哎，我们那一带的人就这么叫，而谁都能听得懂。
所谓打场，简言之，就是将稻谷从秸杆上分离出来，亦即脱粒；但它与机器脱粒不一样，打场是人赶着牛，牛拖着石磙，对“场”反复进行碾、压，以达到脱粒的目的。这活儿大都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天明，因为乡下人会算计，打下来的稻子第二天要赶太阳晒呢。
打场有三个步骤：首先是做场，即将从田里运上来的稻把一捆捆地拆开，摊放在场上，再用叉子抖散、铺匀、找平。“场”约有篮球场那么大，圆圆的，一尺来厚。做好场后，众人离去，接下来就由牛倌和牛来作业了。其次是翻场。时间要到下半夜。睡了半夜好觉的各家男女只要一听到场头突然没了动静，便会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方向赶来，再次用叉子将稻秸揭起、抖散、找平，完毕，再交给牛馆和牛继续碾、压。起场属最后一个步骤，也是劳动成果最终揭晓的时刻。此时，牛倌和牛已大功告成，正屁颠颠地离去，众人则又一次汇聚场头，叉的叉，抖的抖，扫的扫，忙得不亦乐乎。如果天气好，又有风，立马就扬场。扬过的稻谷，堆成小山，朝阳一照，璀璨夺目!
对于我们孩子，打场再好玩也不可能全过程地跟踪，因为白天要上学呢。我们只能在放晚学后，溜到场上来“过把瘾”：先是看人大们做场，勤劳一点的孩子这时会帮助搬搬稻把；场做好后，等大人们离去，我们就把“场”当地毯，跟在牛屁股后面翻跟头、竖铁架(一种倒立游戏)，“噢噢”声不绝于耳。牛倌很讨厌我们，但又赶不走，就想办法整我们。原来牛打场有个坏毛病，常会拉屎，一拉就是一大摊。牛倌就用脚踢起一团草悄悄地将其盖住，当我们疯到这里时，少不了要遭殃。“啊———屎!”个个吱牙咧嘴地嚷了起来，嚷也没用，识相的做法：撤!
打场最富乡土韵味的，是听牛倌唱“小夜曲”。那时，我家离场头很近，只隔一条河。每当夜深人静时，便能有这样的“耳福”：先是“叭”地一声响鞭，接着便是一溜清亮而悠长的小曲：“哎———大来来呦———驾……”说是曲，其实什么也不是，因为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音或几个字，不知所云；但牛倌却乐此不疲，且唱得有滋有味。最奇怪的是，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在床上就能隐约感受到场头出现一次次“小高潮”，这无疑是牛倌的发明。你想，夜晚打场时，万籁俱寂，苍茫的星空下，只有牛倌和牛的身影，再就是辕套拉扯石磙的吱嘎声，而牛行进的速度又很缓慢，惟有这样的“小夜曲”能适应打场时的节律和情境。它既能为人和牛提神、鼓劲，又可以向各家各户报信：我的活儿还没干完呢，你们继续做美梦吧!而对于我们乡下孩子，在宁静的秋夜里，能搂着这样优美的“小夜曲”入眠、入梦，那真是一种温馨和幸福啊!
民以食为天。打场时最令农民们激动的，是面对刚揭晓的丰收果实。这些金灿灿的稻谷，在队长眼里，便是功勋；在老农眼里，便是生计；在姑娘和小伙眼里，便是花布和新鞋……
蒲 鞋
我有时想，农村如要建博物馆，展品中，蒲鞋当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一个时期乡下人脚上特有的标记。
蒲鞋，按说是用蒲(香蒲、菖蒲)编成的，但我们那里这种植物很少，所以一般都用稻草代替。
记忆里，每到冬天，许多农家便闲里找忙，将那些收割后的稻草(主要是粳稻草)扎成一小捆一小捆，先用榔头出劲地捶，捶熟后，再在草上喷点儿水，使其滑润，接下去，便进入到“编”的程序。编蒲鞋大都是男人的事。月光小院里，或暗淡的灯光下，男人们岔开两腿骑在长木凳上，将事先搓好的草绳分成几股，一头缠在腰间，另一头缚在木凳前方，绷紧后，就形成几条“鞋筋”。随着双手灵活地抽、拉、旋、扒，蒲鞋由底至帮，渐具雏形……编蒲鞋不像做布鞋那样费时。我父亲高兴时一个晚上能编三四双。每编好一双，他总要用绳子串起来，挂在墙上。几天下来，能挂半?摇墙，像摆放展品似的。这其实是为开春后农忙“厉兵秣马”。
在乡下，蒲鞋有其特定的形体，它和草鞋、“毛窝子”不是同一个概念。虽然都是稻草编的，但草鞋结构简单，就一片薄薄的底，外加几只“猫耳朵”，再穿上绳就成了。相对而言，“毛窝子”要复杂得多。因为是冬天穿的，所以底比较厚实，还有很深的帮子，鞋帮用草也多，里面毛绒绒的。不然，怎么会叫“窝”呢?但，乡下人穿得最多的还是蒲鞋，因为它要跨越春、夏、秋三个季节。蒲鞋不同于草鞋，就在于它有鞋帮；而区别于“毛窝子”，就在于它的帮子矮，也比较薄。它是一种轻便鞋，有点类似布单鞋。但无论哪种鞋，都要编得既结实又飘逸。小时候，常见有的人家在用草编鞋时，同时掺进一些五颜六色的布条。这样的鞋，在当时堪称是“精品”了。
和大人们一样，蒲鞋是乡下孩子的“主鞋”。我属例外。我是布鞋为主，蒲鞋为辅。这可能是我的家境比别的孩子家好，而我妈妈又擅长做布鞋。但布鞋也有接不上茬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农忙季节，妈妈抽不出空来纳鞋底，那就只好用蒲鞋来当替补了。穿蒲鞋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是轻，不觉沉，特别是新蒲鞋，穿和没穿几乎觉不出两样。这种鞋，对经常爱在外面“冲冲杀杀”的我，真是再好不过了。其次是暖和。稻草是个宝，穿薄鞋的光脚与粗糙的鞋帮、鞋底不停地磨擦，发热快，且保温。但蒲鞋易“打脚”(磨破皮)，也不耐穿，尤其我这个皮王，往往一双蒲鞋上脚不到两三天就“飞”了。所以妈妈那时就老抱怨我说：“你这脚长锥子呢!”
穿蒲鞋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花钱买。但乡下人绝不会因此而甘心穿一辈子蒲鞋。随着农村经济状况的好转，他们也期盼着哪天能扔掉蒲鞋，天天穿上布鞋，甚至有朝一日穿上锃亮的皮鞋，就像他们渴望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一样。这种心情，乡下肚里有点“墨水”的孩子，尤其强烈。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天，我发现我们班上有个姓钱的同学脚上穿一双毛皮鞋。那皮鞋深棕色，高后跟，走起路来咯噔咯噔的，很帅气。我就羡慕死了，常跟在他的后面左看右看。好者我跟钱同学是好朋友，经过软磨硬磨，他终于答应借我一只过过瘾，但只能穿半天。一只皮鞋穿在脚上能舒服吗?哎，那时就是好奇……
如今，农村人穿皮鞋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倒是蒲鞋难觅。那年，我到老家一个乡办厂去，当年的老同学、现已当厂长的老钱笑着问我：“还记得小时候向我借皮鞋的故事吗?”我捅了他一拳说：“哪能忘呢!不过，如果你现在脚上穿的是蒲鞋，我可要让你再借我一只过把瘾呢!”老同学听罢，快乐地笑了。
烧 灶
乡下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灶头———烧灶，我们那时叫烧火、烧饭。灶是请瓦匠砌的，砖土结构，外形儿都差不多：弧形，半人高，烟囱伸出屋顶，锅大小不等，一般是大、中、小三口；灶台最靠里还安有两眼汤罐，煮饭烧菜时能“带”热里面的汤水。锅的使用因户而异。我家的大锅常用来煮猪食，烧洗澡水；中锅供煮饭用，夏天也烧大麦茶；最边上是一口尺四的小锅，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光亮，因为每天要烧菜、炒菜，过时过节，炒芝麻、搂葵籽离不开它。
乡下的孩子恐怕没有不会烧灶的。这不用大人教，眼头见识。我从小学起，每天的早饭都是自己做，放学回家，还经常帮妈妈烧火。但我烧灶是有“条件”的：我喜欢冬天烧灶，这样可以边烧火、边取暖，脚跷在灶膛口，抖抖“二郎腿”，那真是一种享受。我还喜欢烧柴禾，尤其是树根、木棍，这种燃料特熬火，放一点能烧好半天，这样我就能节省时间做其它事啦：可以边敲火叉边哼小曲，可以借着火光翻看小人书，还可以瞒着大人在灶膛里埋几个山芋(地瓜)……
烧灶最令我开心的，莫过于杀猪时烧大锅。记忆中，每次杀猪，我家就像过年一样，大铁锅填得满满的：猪头、脚爪、大肠、肚肺……灶膛里也是塞得满满的：芦柴、树根、木棍，噼噼啪啪声不断。妈妈平时大手大脚惯了，到了这时候，更是让我们放开肚皮吃，吃得满脸满嘴“大放异彩”。当然这样的幸福生活也只是一阵子，平时绝大多数日子，大锅总是锈迹斑斑，默守着清贫。
与做其它事情一样，烧灶也要有点心计哩。柴草添多添少、何时添、怎么添，都很讲究。添早了、多了，灶膛塞得太满，火不但上不来，还会闷烟；添迟了、少了，火接不上，那就得用嘴使劲儿吹。正确的做法是，边烧边添，半边半边地轮换着添，火叉要发挥作用。因势利导，拨、搂、捶。我爱人刚来江北时，没掌握烧灶的窍门，吃过不少苦头，不是经常把火烧灭，就是呛了满脸的烟和灰，有一次竟把额前的头发烙去一小绺。再者，烧灶要看对象，若是煨肉、炒菜，火猛是好事；而烙饼子、炒芝麻，火则应“文”一点，否则，“恶人烧野火”，做出来的东西就连狗都不会理了。
我对乡下的土灶一直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土灶烧出来的东西，如青椒炒“公鸡猴”和米饭锅巴，提起来就口角生津。我猜想，这除了粮食和蔬菜的新鲜程度外，恐怕还与烧灶的燃料和器皿有关。城里人煮饭、烧菜大都用钢精锅，燃料又都是电或煤气，哪能和乡下铁锅、柴禾做出来的食物品味相比?日本人就精通此道，所以他们烧茶、泡茶的器皿是很考究的，而且燃料一律用上好的柴禾，这也就是所谓“茶道”。不过，城里人要吃乡下土灶做出来的饭菜也不是多难的事，经常下乡走走就是了。我和孩子因为爱吃锅巴，于是就经常到乡下姐姐家去。他们每次吃中饭时，都特意把完整的锅巴留下来，先用文火慢慢烤，然后在四周再浇点儿菜油，锅巴烤成后，黄澄澄的，咬一口，既脆又香!
当然，作为农民的儿子，最使我流连的，还是乡下烧灶时那股浓浓的乡情、温情。灶，其实是养育我生命的源头呵!而那升腾在我心中且经久不散的农家炊烟，不就是故乡母亲额头飘动的白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