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亭台林立，花草如烟的古运河风景带西岸，被誉为江南三大名宅之一的吴道台宅第傍水枕波而立，迎霞披紫而居；其经典的浙派建筑风格是晚清东南人居的百科全书；其恢弘的测海楼藏书处，是当今莘莘学子必谒的书苑胜境；其百年来承载的沧桑传奇，吸引着海内外游人探寻的目光。
 　　吴道台宅第坐落在扬州北河下东城根。一百年前，除了拥有占地十亩、俗称“九十九间半”的豪华住宅大院，还附有占地十一亩的玲珑“芜园”，以及方圆四亩的精致“吴氏祠堂”。扬州人习惯于称之为吴家大院。
　　自咸丰乱世风云至辛亥改朝换代，吴引孙、吴筠孙兄弟的人生故事便是一部精彩、生动、曲折、感人的晚清士子求学史、赶考史、仕途史、孝廉史。漫步于吴道台宅第，其游廊花墙之间的每一丝风动，都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遗踪古迹；其书生儒士的情愫心香，将永世飘逸在游人景仰与追怀的岁月之中。
家国灾难多　幼年读书苦
　　清咸丰元年六月十六日，即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凌晨，在扬州便益门江家桥一处旧式四合院内，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这天深夜时分，周太夫人刚刚服侍完丈夫吴元植梳洗，突然腹疼加剧，便立刻差人去扬州旧城叫接生婆。接生婆刚到，周太夫人临盆即生，其顺利与迅速的程度，就连有了几十年接生经验的接生婆也大大称奇。当时的扬州人家还没有报时钟，但周太夫人上床后约摸过了煮一顿饭的工夫，东方就露出了霞光。根据这样的时间来推算，这个孩子的出生当在凌晨三点到五点。
　　两年前，周太夫人生过一子，取乳名魁庆，不久就夭折了。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二日，母亲又生一子，这便是他那位后来忧郁早亡的兄长庆孙。时隔十六个月，吴家又添一男丁，父亲吴元植欣喜之情自不必说，故为其取乳名豫庆。豫者，欢乐安适之意也，又按照吴氏“孙、贤、征、泽、永”的排行，为其取学名引孙。又取字福茨。茨者，堆积填满之意也。乐满屋，福满堂，这便是父亲对刚刚来到人间的吴引孙的祈盼与希冀。
　　吴家渊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吴氏的始祖是泰伯。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欲立幼子季历，泰伯便与弟弟仲雍同避于江南，改从当地风俗，断发纹身，建立吴国，成为吴国的始祖，并以地为姓。到吴引孙这一代，正是泰伯一百零五世孙。
　　吴家迁居扬州的第一世祖是世尧、世吉，时间是在乾隆年间。此前，吴氏原籍在徽州，后迁至歙县西乡梅庄坞，亦称梅川坞，俗名麻柞坞。梅川吴氏“累世务农，不求闻达，延二十世”。来扬之初，吴家经商状况应该不太理想，因为不久之后，世尧长子应铭和世吉长子应钧双双返回梅川坞继续务农，至晚清时，应钧已无后人，应铭之后元和、德甲等辈仍隶歙籍，坚守故土。世尧次子应选，世吉次子应宏从此世居扬州从事盐业。根据《吴引孙自述年谱》所序，吴引孙当为世尧之后。
　　清代歙县侨居扬州经商者甚众，因不能岁返故里，他们便在扬州建宗祠，置祭田，以修建祠堂的方式祭奠先人，团结族人。吴引孙显达之后，曾多次想在扬州建祖祠，将自世尧、世吉始的所有吴氏之后列于祠中。这个愿望直到吴家大院建成后数年才得以实现。其芜园北端的吴氏祠堂应是吴引孙特意为实践这一夙愿所建。
　　吴家决定放弃经商，读书应考，是从吴引孙的父亲开始的。
　　科举考试由隋开始，此后千百年来，要想光宗耀祖，为官显达，应试得中成了唯一的途径。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是，自道光以后，扬州的盐业开始由盛转衰，尤其是小本经营的商人，已经到了无利可图的境地，加之吴引孙的祖父崇尚读书，望子成龙心切。令后辈致力于读书应考，成了他的最大心愿。
　　吴引孙的叔祖昌燮公在仪征进了学，为了应试，吴元植便拜昌燮公为继父，并从此改籍仪征。就在吴引孙出生的这一年，父亲吴元植以拔贡身份参加了当年的秋试，没有考取。
　　吴引孙降生的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年号由道光改为咸丰。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道光皇帝驾崩，年仅21岁的咸丰帝继位。据传，咸丰帝奕詝是个早产儿。道光十一年四月，皇太子奕纬被道光误伤身亡，他的前三位皇子尽失，因此，皇四子的位置就显得特别主要。而在当时，祥贵人和全贵妃同时怀有身孕，经御医诊察均为男性，而且祥贵人怀孕日期比全贵妃早了一月有余。为了让胎儿早生，全贵妃买通御医服用了保胎速生药，结果全贵妃之子奕詝还比祥贵人之子奕宗早了六天降生。这个奕詝便是后来的咸丰帝。据说咸丰帝后来体弱多病，三十而亡，与催生早产有关。
　　这一年的第二件大事是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这一年，他的父亲仍然在扬州城内的包氏家籍教书谋生。秋季，吴元植参加了省秋试，仍然未中。
　　年届三十仍然在赶考求仕，这在今人看来好象年岁大了，但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商衍鎏所撰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曾记述了几个特例。广东顺德有位叫黄章的老人，康熙三十八年巳卯科顺天乡试时已经一百岁了，还远赴千里入京应北闱试，入场的时候，写了“百岁现场”四字在灯笼上，令曾孙拎着在前面开道。广东还有一位叫谢启祚的九十六岁应乡试，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中举人。
　　吴引孙三岁时，时局大变。正月间，太平军兵临扬州城下。据《吴引孙自述年谱》所载，当时有位善士江寿民想效仿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乞和之法，亲赴太平军营寨议和，并提出以重金厚犒。江寿民以为，既然清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可保太平，那么，扬州与太平军和谈也应该不会例外。因此，他在赴太平军江北大营议和之后，力劝扬城百姓留守家园，不必远徙，保管安然无恙。然而，精于《易》学的吴元植深思熟虑之后，还是决定带上全家老小避难。
　　吴引孙的祖父一生酷爱读书，凡有余钱，必赴书市，因而虽说家里不算富庶，但藏书颇为可观。祖父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有福读书堂”，并自署“有福读书堂主人”。闲暇的时候，父亲会抱着幼小的吴引孙去祖父的“有福读书堂”享受墨香，祖孙三代齐聚书房，其乐融融。
　　但兵灾在即，吴元植料定留在扬州在劫难逃，于是不得不暂时舍弃汗牛充栋的书籍，带上必需的家常用品，匆匆忙忙避难于扬州城北的黄珏桥，租借一户胡姓人家的农宅寄居下来。但不幸的是吴元植一家所住的祖屋及所有藏书均被太平军付之一炬。
　　太平军入城后，芸芸众生无辜惨遭杀戮，江寿民自缢以谢罹难者。吴氏一家可算躲过一劫。
　　这一年，吴引孙已经完全断奶，改喂糕粥，并且雇用了一位王姓妇女照料。
　　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周太夫人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迎庆，结果三岁时出天花夭折。
　　吴引孙自三岁始由母亲周太夫人教习语言。吴白匋在《扬州吴氏发家史》一文中说：“江都周氏虽未为大官而代有秀才”。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周太夫人不但精于女工，而且知书达理，一直把教育子女作为头等大事。咸丰五年（1855）二月，吴引孙与长兄庆孙一道入塾启蒙，老师则是道光年间的举人陈仲弼。这一年，清政府与太平军、捻军之间的战火愈燃愈烈，陈举人便设帐于黄珏镇上的李姓宅中，所授学生约二十人。吴引孙每天与兄长庆孙早出晚归，中午由家中送午餐。陈仲弼是吴引孙外祖父周筱云的学生，所以对吴氏兄弟教得格外用心。仅一年，吴引孙便熟读了《三字经》，学会了二千多字。
　　这一年的江南乡试因战乱而停止了，吴引孙三十四岁的父亲也失去了继续考学的机会。所幸的是扬州府署委派他到西北乡担当厘捐的差事，其薪水终于使吴家缺钱少米的窘况得以缓解。
　　所谓“厘捐”，又称“厘金税”，自咸丰三年（1853）开始实行。当时由于长期战乱，盐业运道梗塞，运销险象环生，淮南盐运一度基本中断，聚居于扬州的盐商大部分卷资而去，清政府的税收一落千丈。为了筹措军饷，清政府最初在扬州仙女镇（今江都市江都镇）设置厘金所，对当地米市课以百分之一的捐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所以称之为“厘金”，征收厘金的机构，通称“厘卡”。此后这个办法各地相继仿行，采用设关卡的办法对过往商货抽收厘金税。当时淮南盐商运盐出江，一路关卡所纳厘金，往往达到盐课的八到十倍。
　　这年的冬季，吴引孙出天花，差一点就送了性命。
　　这一年出生的他的妹妹，只活了几天便夭殇了。
　　咸丰六年春，太平军攻克江北大营。江北大营是咸丰三年（1853）由钦差大臣琦善、帮办军务直隶提督陈金绶率一万八千兵在扬州城外雷塘集、帽儿墩一带设营，年底逼退太平军。咸丰六年春，扬州再次被太平军占领。不久，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德兴阿又一次夺回扬州。咸丰八年秋，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扬州城。
　　这种拉锯式的战争使扬州城内的百姓倍受血灾之难。
　　咸丰六年，吴引孙的父亲由西北乡改派宝应任厘税差。全家人入夏时暂居宝应东南乡向家庄一户向姓人家。这一年天逢大旱，蝗虫在乡间田野遮天盖地的狂舞，时不时还有兵匪突入的报警信号惊人魂魄。
　　但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的环境下，吴家人仍没有放弃孩子的教育。他们在附近寻找到一位名叫向达人的作家为师，日夜督促吴引孙和他的兄长读书温课。可是过了不久，周太夫人就从检查功课时发现，比较而言，陈仲弼举人教书的水平显然要优秀得多。为了孩子的学业，她执意要回黄珏桥。这一年的秋季，一家人返回黄珏桥胡宅，吴引孙仍拜胡举人为师，开始读《学》、《庸》、《论语》。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吴元植放心不下夫人带着尚未懂事的孩子与他分处两地。为了守护两个儿子读书，他放弃了宝应的差事回到黄珏，从此赋闲在家。
　　扬州北乡同样遭受了天旱之灾，夏秋两季农民几乎颗粒无收，粮食贵到了惊人的程度，一家人只能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度日。恰恰在这艰难时期，吴引孙分别在咸丰七、八两年的夏秋季患上了疟疾，虽说很快痊愈了，但由于严重地缺乏营养，常常饿得头晕目眩，他的学业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
流离失所日   祖父授课乐
　　咸丰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十年秋，英法联军的火枪火炮在八里桥大败清政府的满蒙骑兵劲旅，惶恐万状的咸丰完全丧失了夜郎自大的帝王威风，携带妃嫔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十多天后，世界上最伟大的园林之一圆明园被侵略军掠光珍宝后付之一炬，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不灭。清政府再次签下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卖国条约。咸丰帝直到死于热河前没有敢再回北京，而中国的命运从此交给了一位年仅六岁的儿皇帝和他的生母慈禧太后手中。
　　即使在这样风雨飘摇，内乱外患的时局下，吴引孙兄弟俩仍然坚持读书求学。
　　门外枪炮连连，腹中饥肠辘辘，而在一间不大的乡间瓦屋内，留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的举人依然斯斯文文地站在讲台上口吟之乎也哉，手运纸墨笔砚，台下的二十名蒙童照常聚精会神地聆听《学》、《庸》，修习《论语》，这一幅乱世读书图，是何等的令人感慨击节。
　　咸丰八年秋，太平军由天长向扬州进攻，黄珏每天晚上都有几次令人担惊受怕的警报。吴引孙的父亲经过再三思量后毅然决定向北避徙。一家人坐船沿邵伯、江都、泰州东行，他们在水中行，兵勇从陆地过，沿途真是提心吊胆。就这样紧赶慢赶，来到了宝应李堡的一位黄姓远房亲戚家。船靠岸后，父母赶忙带着吴引孙兄弟拜见母舅周吉士、舅母祁氏以及表兄实纯。不久后，吴引孙的祖父、继母、几位姑姑、叔叔十多人，也都避难来到李堡。
　　吴引孙的母舅是咸丰元年举人，表兄是秀才身份，吴氏兄弟又多了两位老师。
　　他们离开十天之后，太平军打到了黄珏桥，继续留在黄珏桥的亲戚逃到李堡。陈举人陈仲弼一家没有迁徙，结果陈举人面部受了枪伤。全家人于是特别感谢吴引孙的父亲，如果不是他的果断决策，吴家难免遭殃。
　　此后三年，他们一家人居无定所，食无甘味。先是由李堡迁寓高邮永安镇北边的倪家庄，借吴引孙兄长庆孙的奶妈吴姓之宅寄居了一段日子，不久又转迁到宝应南乡胡家营汤丽川姨丈那里，租了一户任姓住宅暂居。吴引孙的父亲先是在李堡给一位做盐业生意的张柏亭家教小孩读书，不久歇业，往返于宝应氾水、界首觅活谋生。由于总是找不到糊口的行当，父亲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常常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想到自己一心追求的仕途从此断绝，吴元植的性情变得忧郁而感伤。
　　即便如此，吴引孙兄弟仍然没有中断学业，他们先是在李堡师从由甘泉而来的许书云学四子书，后又跟着高邮詹姓老师学作试帖诗。
　　吴引孙祖父一家十多口在李堡一待就是三年多时间，由于时局混乱，姑姑们相继在李堡嫁人。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午刻，吴家的文曲星降生了。他便是吴引孙的弟弟吴筠孙。
　　这一年吴引孙十一岁。
　　同治元年（1862），吴引孙的祖父从李堡迁居宝应南乡胡家营汤姨丈家，不久，又栖居于任宅。
　　吴家人为什么要不断地迁居？原因只有一个：乱世避难之人，如果长期在一处亲戚家白吃白住，总会心生愧意。
　　吴引孙十二岁那年，詹师因事返回故里，老师空缺，祖父只得暂且充当。而这恰恰成了吴引孙得益匪浅的日子。
　　如果说先前的陈举人等老学究曾授与吴引孙严谨而慎密的的治学要义的话，那么，祖父则教给了吴引孙灵活的思辨能力与机巧的读书方法。
　　吴引孙的祖父吴次山从来没有打算过，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刻板而教条的科举考试，他的学问是靠积累与悟性而获得。有福而读书，读书即有福，吴次山完全是在一种自由而放松的心境下享受着读书与求知的乐趣。当年他虽然已经六十四岁了，可却是体健神清，乐观豁达。在那个乌云密布，天下怨苦的时代，祖父爽朗的性格与洒脱的举止，无疑给吴引孙稚嫩的心灵注入了精神活力。
　　外面的世界很乱，外面的世界很糟。今天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明天也许就惨遭不测；今天兴许还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稀粥，明天也许就揭不开锅盖。但祖父才不管这些。他总是保持着乐呵呵、笑嘻嘻的神情。而且他的精力极其旺盛，自从承担了给孙子授课的任务之后，从早到晚，他一刻不停地给吴引孙授课，脸上却毫无疲惫之色。他是一位嗜书如命的人，因此，即使四处逃难，他依然随身带了许多书。他责令吴引孙背《易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他给吴引孙讲《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这些都是将来天下太平后科举考试时必考的内容，所以他的要求十分严格，丝毫不肯迁就。但在讲习古诗文时，他又特别地提倡不拘陈规，尽意发挥，从而让十二岁的吴引孙领略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与诸多乐趣。
　　快乐读书，志趣读书；松紧得度，宽严相济。爷爷令吴引孙领悟到了许多在私塾先生那里学不到的要义与真谛。
　　有关读书求学的重要性，爷爷从来不会直截了当地引经据典予以训导。坐在吴引孙面前，他会眯起眼睛，有滋有味地吟道：“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本书。”然后望着吴引孙问道：“这是谁的诗？”吴引孙则含笑着告诉爷爷：“哈哈！这还用问吗？杜甫的《柏学士茅屋》！”接着爷爷会对他说：“你也来两句考考爷爷？”吴引孙便会摇头晃脑地吟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然后学着爷爷的样子瞪大眼睛问道：“这是谁的诗？”这时候，爷爷会装模作样地想一想，问道：“是颜真卿的《劝学》？”吴引孙会得意地回道：“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想？”爷爷于是继续诱导他：“‘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谁的诗？”吴引孙即刻便答：“宋真宗的《劝学诗》！”接着回敬：“‘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谁的？”爷爷笑答：“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紧接着便唱了起来：“‘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谁的？”吴引孙更乐了：“爷爷，原来你唱戏唱得这么好听啊！这段关汉卿的《陈田教子》太精彩了！”这时候爷爷会无比开心地把吴引孙搂进怀里，抚摸着他的脑袋说：“嗯！孺子可教也！”
严父英年逝   慈母教子难
　　如此快乐的日子，对注定了要受苦受难的吴引孙来说实在太短暂了。
　　第二年，即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七日亥刻，吴引孙年仅四十二岁的父亲忧郁成疾而亡。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吴引孙和哥哥被汤姨丈接到界首去看灯会，惊悉噩耗后急奔而回，但却没有见到父亲一面。
　　吴元植下葬于胡家营任氏田侧。原打算日后返扬迁葬，朱姓风水先生却说：“是地水向西流，必占秀发”。“秀发”者，本谓植物生长茂盛，喻其后辈必有前程。所以即使日后吴引孙兄弟显贵之后，父亲仍未迁葬。三十余年后，吴引孙由浙江回胡家营扫墓时，以千金重价买下了任氏这块田地。
　　这一年，六十五岁的祖父因为儿子的突然去世而悲伤不已，原本开朗的性格一下子变得忧郁寡欢。为了不使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孙辈，他独自去了角斜场给一位汪姓盐业商人的孩子当家教，以谋得一口饭吃。
　　一家人从此四处分居，日子更难熬捱。幸好有亲戚偶尔接济，才免遭冻馁之苦。
　　亲戚的资助总不是长久之计。家中的顶梁柱倒了，母亲周太夫人既要持家教子，又要给人家帮工挣钱。这位出生于书香之家的闺中之秀，从此以坚韧的毅力肩负起养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
　　同治二年的冬天，周太夫人带着吴引孙的弟弟借住在三年前迁居到界首的汤姨丈家。一年后又携吴筠孙回到宝应胡家营，租了毛姓几间小屋住了下来。这一年吴筠孙四岁，天资聪慧，已能认识数百字。
　　同治四年初，吴引孙由界首回到胡家营，跟着一位贡生张筱衫读书，张师于授课之余时时勉励吴引孙努力上进，切不可染上同学的纨绔之习。到了四月份，吴引孙作文已能成篇。张师多次对他加以夸奖和勉励，并在秋冬两季，坚意不肯接受薪金。吴引孙在他的自序年谱中感恩道：张师“悯孤恤贫，施之虽薄，不能忘也。”
　　这年的夏天，周太夫人带着三个儿子回扬州扫墓。
　　自咸丰三年离扬避难至今，周太夫人漂泊他乡已经十三年了。十三年后重返扬州城，亲戚们个个都劝她把孩子们领回城里来读书。这样不但能够广见博闻，还可以延请更有学问的老师。
　　然而，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战火中，吴家旧宅已经焚毁，吴次山的“有福读书堂”当然也不复存在。事实上，由于帝国列强的掠夺搜刮，清政府银库虚空，物价猛涨。他们孤儿寡母如果回到扬州，吃住都难维持，哪里还请得起老师教子。而在乡下，日子过得再苦总还能够将就下去。而且吴引孙的老师张筱衫依然不肯收费，儿子的学业总还不至于荒废。在扬州的亲戚家呆了一个多月，周太夫人母子四人继续回到了胡家营。
　　同治五年（1866）春，张师因事歇教，吴引孙又跟着王植之家延请的兴化季姓老师学作八股文。八股文是清朝科举考试中必考科目，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用两句说破题目要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下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中心。在这四段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谈内容也要根据宋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许作者自由发挥。
　　季师治学严谨，吴引孙的八股文做得进步很快。
　　为了节俭，一家人挤到吴引孙父亲墓前的陈姓茅草房中暂居。大概由于环境的过分恶劣，这年的七月，吴引孙全身害疮，“手足遍体无完肤，坐卧饮食，动辄需人。”学业只得中断。到了八月，清水潭堤溃，胡家营一带遭淹，斗米千钱，吴氏一家常常穷得揭不开锅。
　　即便如此，周太夫人仍然没有放弃督促儿子们读书习文。自父亲去世后，吴引孙的兄长一直就学于宝应王通河周姑丈家，这一年也因病回到父亲的茅屋内团聚。一方面，周太夫人要迈着小脚行走在被淹过的田野里拣拾野菜回家给孩子们裹腹。另一方面，周太夫人还要担负起督导三个儿子读书的责任。当然，为了生活，周太夫人还得起早摸黑帮人家洗衣服，纳鞋底，纺绵纱，搓麻绳。她那双原来白嫩纤细的手如今变得粗糙僵硬，布满裂痕。有一天，周太夫人帮人家打完工赚得两捧麦粉回家，刚刚迈入家门，便因又饿又累又困而晕倒在地上。三个儿子一起上前把母亲搀扶起来，安顿她躺下。儿子们经过商量，摊了几张麦粉饼送到母亲床前。周太夫人不禁对儿子们急到：“这可是全家人明后天的口粮啊，你们怎么可以擅作主张！”周太夫人强撑着瘦弱的身子走下床，将麦粉饼分成三份，对三个儿子说：“我饿了忍一忍就挨过去了，你们饿了怎么读得进书？你们读不好书，将来没有前途，我怎么对得起你们的父亲，你们又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亲？你们把饼子吃了，夜里给我多读几个时辰的书，就算是对我最大的孝敬！”三个儿子听了母亲的话，都止不住流下了热泪。这一夜，在捻得不能再小的昏暗的油灯下，三个儿子看书习文一直坚持到天亮。
　　同治六年（1867）的正月，十七岁的吴引孙在村间路旁十分偶然地拾到了一只青花瓷饭碗，瓷碗内还印了一个“上”字。吴引孙细细端详，瓷碗质地很好，毫无损迹，心中感到十分奇异，便站在路中间等候了很长时间，居然一直无人前来找寻，于是只得带回家去。吴引孙觉得捡到这只印有“上”字的青花瓷碗兴许是个吉兆，于是便把它珍藏在家中。
　　果然没有过几天，洪清卿姑丈与姑母一道前来接周太夫人一家回城。
　　吴引孙从此确信这只瓷碗乃吉祥之物，每年腊月二十三日祀灶，都是用这只青花瓷碗盛灶饭供神，三十多年一直如此，有趣的是，后来吴引孙走到哪里，这只碗一直没有丢失。吴引孙认为这简直是一件奇事。
丁卯归故里　书生初成器
　　同治六年是丁卯年，这一年的二月，吴引孙全家终于迁回到了久别的扬州。
　　初到扬州时，一家人暂居于金甸卿姨丈家中。虽说家贫如洗，无依无靠，但周太夫人毕竟是一位不愿给亲戚增添麻烦的人，为了减轻全家负担，周太夫人留下吴引孙在北柳巷魏宅读书，自己搬到了距城十五里的施家桥张姑丈家居住。
　　从这一年开始，吴引孙的命运开始有了重大转机。他凭借自己十多年来勤奋苦读的扎实功底，考取了闻名海内的扬州梅花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校类型，创始于唐代，明代全国有二百多所，逐渐成为科举的预习场所，清代则发展到数千所，多以应举作为目的。梅花书院在扬州广陵路上，是由扬州盐商马曰琯独资筹建的，原先叫崇雅书院，后更名梅花书院。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约由于资金的原因，马氏之子呈请将书院归公，从此书院由盐官承办。“桐城派”作家、乾隆进士姚鼐曾任梅花书院院长多年，《扬州画舫录•新城北录》载姚鼐在梅花书院主持时“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扬州学派中的刘文淇、凌曙都曾就读于梅花书院，嘉庆四年（1809），梅花书院的学子洪荃在殿试中高中状元，扬州特地重修了文昌楼，设了孝廉堂，专供举人讲课。
　　吴引孙的哥哥庆孙再次患病，不得不中止学业。当时他还留在宝应，于是，便在宝应南乡任宅内教书糊口。他的弟弟筠孙附从叔外祖读书。
　　同治七年（1868）初，吴引孙又碰上了一件奇事。他寄居的金姨丈家设乩坛，由仙家替人求神降示，释疑治病。吴引孙因事诣坛，仙家看出他相貌不凡，便给他赐名“觉孝”，又让他在坛执事四十天。其间，仙家告知吴引孙春闱必中。
　　这年二月，吴引孙赴仪征参加县试得中，又于四月参加郡试，再中；十月赴泰应院试，得正案一名。回扬州一年多来，周太夫人一直在施家桥乡下靠纺纱、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子读书。吴引孙在高中秀才后感慨道：“余母抚孤极苦，数年以来，倍尝艰辛。今余获一衿，聊慰母心。”
　　这年夏天，吴引孙的爷爷由角斜回扬州来，只是匆匆地看望了一下孙辈，又回去教书去了。这年吴次山七十大寿，却没有在扬州祝寿。他大概是不愿在自己的大寿之日陡生思子之痛。
　　吴次山豪放不羁的性格类似于苏洵之父。苏洵的父亲性情豁达，常在醉酒后卧于牛背上低吟高唱。四川眉州眉山一带以出仕而闻名，但苏洵的父亲并不强求苏洵苦读。苏洵在不惑之年陪着儿子一同赴京赶考，因为得到欧阳修的推举而以文章著名于世，其父子三人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可谓绝无仅有。
　　吴元植本来是周太夫人的父亲周璜公的得意弟子，正是因为周公看中了吴元植过人的才智，才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推而想之，如果不是遭遇乱世，一心苦读求仕的吴元植一定会功成名就。战乱中苦等十年而无望，这对吴元植拔贡而言该是何等残酷的精神煎熬。在他怀怨而死后，周太夫人忍饥受累，承受种种磨难照顾三个儿子读书，她的内心当然也希望孩子们能完成夫君的未了志向。
　　吴引孙的初试告捷，社会身份便由“童生”变成“生员”，俗称“秀才”。做到秀才，可算是在科举曲径上踏上了一个坚实的台阶。清代秀才享受不少优惠政策。顺治皇帝在顺治九年（1652）谕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除丁粮，厚以廪糈”。此外，秀才的官役和差徭也被免除了。尤其像吴引孙就读于梅花书院，除一切费用由官府支付外，成绩优异，还可领到奖金。吴引孙一家十多年来备受苦熬，如今可谓苦尽甘来。这不仅是对辛苦持家的周太夫人的慰藉，同时也给吴家带来了兴盛的希望。
科考中廪生　朝考从七品
　　清代科举考试中有“科考”一项，即每届乡试之前，由各省学政巡回所属辖地举行的考试，科考合格的生员才能应本省乡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举行，考试合格者，方可应考。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朝廷庆典加科称为恩科。考期在八月，故又称“秋试”、“秋闱”。
　　同治九年（1870）四月，吴引孙赴泰应科考，正场六名，复试五名，为附生首列。每年解廪生可领银四两，称廪膳生。
　　吴引孙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可喜可贺。但他在秋季的乡试中落榜了。
　　这一年，周太夫人回到扬州城，并住进官府公廨之中。她显然已经享受到了吴引孙的照拂。
　　祖父因为角斜汪氏歇业，也返回扬州，借住在邻居费氏家中。兄长庆孙在高邮金氏家教书谋生。十岁的弟弟筠孙则由吴引孙亲自授课。
　　同治十年（1871）二月，吴引孙赴仪征为童生县试保结，这是他第一次行使廪生职责。然而不幸的是，同堂保结的徐姓廪生被冒籍考试的童生殴打致伤，参与保结的廪生联名呈诉状给仪征县令，结果将该童生扣考惩罚。但按照清代法例，童生一旦发现舞弊行为，廪生也要受到处罚。结果，吴引孙被扣在仪征达半月之久，总共花去的钱超过了一年的廪薪。
　　所好的是，吴引孙读书之余开设的书塾教馆大受士子欢迎。广东廖九锡、会稽陶凤威、丹徒曹茂登、桐乡颜贵钟，以及扬州府衙施震福的儿子施庆祥、侄子施庆杰等童生都成了他的学生。估计这些外籍来扬求学者的目的是为了考取扬州安定、梅花著名书院。据《扬州览胜录》中王振世所言：“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名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学业有成的吴引孙有幸于居住在文化繁荣的扬州，谋生机遇自然远非在宝应乡间可比。所以一年下来所收的课徒之资，再加上自己在梅花书院学习所获膏奖，比去仪征保结的损失要多一些。
　　弟弟吴筠孙仍然在吴引孙的馆中就读。
　　这年的夏天，他们一家人搬到了扬州大观音寺巷的苏宅中居住。显然，吴引孙靠自己的所得，已经能够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了。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二十一日，吴引孙与江都钟夫人结婚。
　　江都佛感洲虹桥钟氏在江都算是名流。钟夫人的祖父钟小亭是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咸丰三年（1853）阵亡于瓜洲，追赠知府内阁中书。钟夫人的父亲钟桐叔在当地也有相当高的地位，而且相当富有。钟家看中吴引孙必有前途，而且钟夫人又是独生女，小吴引孙四岁，因此遣媒议婚，一心想吴引孙入赘钟家。
　　吴引孙于新婚之日赴佛感洲虹桥钟府。但他在言谈神色中表现出的思念母亲、思念家人的切切深情感动了岳父。正月二十四日，钟家送给独生女丰厚的嫁奁，令女儿与吴引孙一同回扬州居住。二十二、二十三日，天一直在连续下雨，而且还下得不小，二十四日清早，周太夫人望着门外的大雨祈道：“倘是云开日出，可望家旺。”早饭过后，雨果然停了，而且艳阳高照，天晴气爽。这一天许多亲朋好友前来贺喜，周太夫人开心得乐不可支。高兴的人当然还有吴引孙的祖父。吴次山已经74岁了，但他忙前忙后地接待客人，身体依然十分健康。
　　钟夫人虽然出生于富家，但面对吴家朴素寒苦的生活却是十分地安然自得。周太夫人对这房儿媳非常地喜欢。
　　这一年，吴引孙所授弟子施庆祥回苏州原籍应童生试，得县案第一，府案第二，院试第一。该生本可前程远大，却可惜寿命不长。吴引孙因此伤心很久。
　　清代每次乡试考举之前都是要进行科试的。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吴引孙应科试。正案诗、古均第一名，此后又得府学拔贡第一名。但秋闱仍然未中。
　　所喜的是，这年七月二十五日午时，他和钟夫人的第一个女儿萃云降生了。这一年吴引孙二十三岁。
　　吴引孙的哥哥仍然以家教谋生。这一年，他本想参加童生试的，却因体弱多病不能承受太重的修习之苦而作罢。周太夫人显然十分疼爱这个多病多难的长子，多次张罗为他议婚，终因其身体太过虚弱而未成。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二日起，吴引孙启程赴京应考。
　　据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所载，朝考的试卷一律是没有横竖格的白纸，“书时用套格，每页两面共十二行，每行十八个字。论题目低二格，文顶格写。疏题目与文皆低二格平写。留上二格为颂圣抬头之用，起用“臣闻”，收用“臣谨疏”。书法要求工楷，不点句勾股。即日交卷，不许继烛。派亲王监场，御史弥封。钦派阅卷大臣评定试卷，分列一、二、三等，将前十名卷进呈，送军机处请旨。”“朝考后授官，前列者用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等第次者分别用为主事、中书、知县三项。”
　　六月初一，吴引孙朝考入闱，一文一诗，获取二等九名。二十二日复试于保和殿，亦一文一诗，获取一等三名。七月初录取为内阁中书，在刑部浙江司供职。
　　吴引孙在他的自序年谱中写道：“凡殿廷考试，寻行数墨，规矩整齐，字无错落破体，诗求稳实，便可入壳。余楷字犹人，幸无诸弊，偶得前列，事先不敢奢想也。”
　　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便谋得了七品京官。然而，细细想来，自五岁入塾启蒙，十九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孜孜求学，励志进取，如今终成功名。身为孝子，他心中急切想见的人，当然是为了他们三个弟兄付出无数心血的母亲。
　　在京待了一个半月处理好相关手续后，吴引孙请假于八月十六日取陆路回扬州。沿途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节节阻滞。在往泰安城的路上，车轮陷进泥淖之中无法出来，吴引孙弃车冒雨步行四十里而毫不疲倦，这在他生平中还是头一次。
　　回到扬州时，祖父已重病多日，大约因为食道顽疾，痰积于喉而不能食，神志忽明忽昧。
　　吴引孙一边照料病危中的祖父，一边帮人家赶刻试卷挣钱，以弥补北京之行的亏空。
　　祖父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初四寅刻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十二月，祖父安葬于詹家营，与祖母合墓。祖母已经去世很久，墓启后竟有古藤缠绕，颜色黄而且紫。风水先生张亮甫说这是气暖而旺，吉兆也。在吴引孙的张罗下，他的伯父、伯母也合墓安葬在詹家营。墓有三穴，中穴是吴引孙曾祖父母，东穴是祖父母，西穴是伯父母。数十年来，祖母之棺只是浅埋于此，如今了此合葬大事，吴引孙心中甚感慰籍。于是，又令坟地佃户买几十株松树、楠树栽于四周。
　　至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詹家营吴氏祖坟是否还能寻觅到踪迹。
　　岳父显然对他的功名看得很重，元月便催他回京复习功课，准备迎接顺天乡试。“顺天乡试”俗称“北闱”，据吴白匋致周世恩的信中所说，北闱“只要有‘监生’名义，就可以应考，而监生是可以捐五两银子买来的（俗称‘捐监’）。由于交通不便，赴北闱考试的生员反而比南闱少，中式也比较容易。”吴引孙三次考南闱而未中举，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考生太多，往往近万人才录取三四百名，为全国最难。吴引孙诗文最佳，但考运不济也是原因之一。
在京十四载　勤勉升道台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五日，同治帝死，清改年号为光绪。关于同治帝，历史上留下的故事甚多。一直以来，同治小皇帝是反对慈禧垂帘听政的。同治十一年（1872），十七岁的同治违背慈禧意愿，自主选定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九月举行大婚。第二年正月，同治正式亲政后，虽一度废止了垂帘听政，但却摆脱不了慈禧对他婚姻的粗暴干涉。在苦闷而愤懑的心情下，同治帝常和太监到北京南城一带逛妓院，结果染上了梅毒，后来又染上了天花病毒。终于在十九岁时六脉断绝，瞑目而逝。
　　就在光绪登基的这一年元月，吴引孙的岳父送给他十缗（一千文为一缗）钱以贴家用，催他由海路入京。吴引孙与钟夫人的长子粹贤于这年的十月初二日酉时出生在虹桥钟家。
　　刑部值月的职员一两个月才轮到一次，吴引孙有大量空闲时间用来读书和教书。春夏之际，则有十分热闹的友人文会，京城的生活过得并不寂寞。
　　光绪二年（1876）九日初，岳母李恭人送钟夫人来到京城。这一年他们的长女萃云四岁，继续留在钟家。长子粹贤虚两岁，已经断奶，随同来京。岳母在京城住了一个月就回去了。吴引孙夫妇俩第一次过起了小家庭的生活。由于收入有限，小两口日子过得很节俭。吴引孙北闱仍然未中。
　　第二年的六月，五岁的萃云定亲给江都李家。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光绪四年（1878）三月，吴引孙升为额外主事。清朝凡考入各部办事，均须先补主事之官职，然后递升员外郎、郎中。
　　这年的夏天，各署保送军机章京，刑部吴引孙考取第一名。七月初军机处复考，吴引孙名列第三。军机处是清雍正十年（1732）正式命名。军机处直接隶属皇帝，是在内阁之上总揽朝廷机务的政枢部门。吴引孙八月引见，记名以军机章京用。“引见”一词在清朝也是有讲究的。皇帝接见臣下、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外国使节，须由有关官员引导入见，这就叫引见。清时京官在五品以下授官时，均须朝见皇帝，文官由吏部引见，武官由兵部引见。当年光绪帝才八岁，离掌管朝政的日子还远得很，吴引孙这次所朝见的当然应该是慈禧太后了。
　　八月，吴引孙补考北闱，九月十三日榜发，中第七十七名举人。
　　光绪六年，吴引孙已届而立之年。他再也放心不下在扬州的母亲了。在吴引孙的再三说服后，周太夫人带着体弱的哥哥来到京城。
　　光绪九年（1883）九月，吴引孙补军机处湖广司主事。主事是司官中最低一级的职务，但此后不久，由于他的办事认真勤快，很快被提升为贵州司员外郎。员外郎是辅助侍郎、兼管本司簿籍的副职，根据不久后家人赐封的级别推断，此时的吴引孙已经到达了四品之位。
　　十二月，中法战争爆发，身处军机处的吴引孙，一下子变得公务异常繁忙，得以于左宗棠、张之万、孙毓汶等朝廷重臣交往，并获得不少嘉许。正因为屡收朝廷封赏，吴引孙的父母、祖父母，本生祖父母同封至四品，当年尚在的兄长吴庆孙被封为五品，岳父也被援例赐封一次。
　　中举后，吴引孙分别于光绪六年、九年会试两次而未中，但此后却是官运亨通。光绪十二年四月应考御史，取第九名，以御史用。光绪十三年蒙刑部堂官保送，京察一等。什么叫京察？这是清朝对在京官员定期考察的制度，每三年有吏部考功清吏司举行。吴引孙荣获一等，为他的道台之路开辟了通道。
　　吴引孙从小在乡村生活了十五年，因而他能吃常人吃不了的苦，能干常人干不了的事，能受常人受不了的苦。他眼勤、手勤、嘴勤、腿勤、身勤、脑勤，在朝廷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每当国家发生了重大事情，大臣及要员们随处都可能见到一位青年人忙碌而快捷的身影。这个人就是吴引孙。吴引孙干得多，说得少；或者只干事，不说话，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评价都很高。这也为他的道台之路创造了先决条件。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初十日，吴引孙蒙恩受召一次。召见的人虽然是光绪帝，但实际上还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于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归政，而慈禧继续以“训政“的旗号统治着清王朝。这次召见其实是决定他赴任道台前的一次考试。吴白匋在《无讳堂琐记》中写道：“伯祖吴引孙为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所赏识，十年后升至四品汉领班章京，记名道府。光绪戊子，适逢宁绍台海关道出缺，世铎即以授之。”
　　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初九日，吴引孙奉旨补授浙江宁绍台道道台。道台即省以下，府、州以上地区的行政长官。宁绍台，指宁波、绍兴、台州。宁绍台道道台即为管辖这三地的道台。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十，吴引孙又蒙光绪帝召见一次，并问何时出京，吴引孙禀告还想请假回籍修墓一月。
　　这期间真可谓喜事连连。就在光绪帝召见吴引孙的第三天，北闱乡试榜发，弟弟筠孙中举。
　　作为外任的高级行政长官，吴引孙现在的身份与先前大不一样了。自消息传出之后，北京的同乡、同道、同僚、同年、同窗，争相邀约饯行。一个多月下来，才赴约过半。
　　戊子年十月十六日收拾出京，由通州乘船抵达天津。吴引孙首先拜会了北洋商务大臣李鸿章。
　　由天津乘轮船南下，不一日到达上海，一家人住在万安楼。恰好宁绍台道前任薛福成前往杭州顺便到上海与吴引孙会晤，吴引孙对宁波政事有了大略的了解。母亲周太夫人和弟弟筠孙都头一次到上海，吴引孙自然要陪着一家老小玩上数日。接着，吴引孙前往苏州府拜谒巡抚崧骏中丞。接着便携友畅游留园，夜餐湖船。第二天中午崧中丞设宴款待后方回上海。
　　从上海乘轮船到镇江，由镇江换船到扬州，岳母已等在码头。吴引孙第二天做的头一件大事，便是去詹家营拜祭祖坟。十四年前植下的松树、楠树如今已长得高大茂盛，郁郁葱葱。接着他又携夫人拜祭了钟太岳、岳父之墓。
　　回扬州后一家人借住在东关街合肥人张氏空宅内，亲戚们十四年没有见面了，不免齐来道贺，热闹异常。
　　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十六日，吴引孙坐船前往宝应，二十日到父亲墓前拜祭，并以千金送任家，以报答多年借地葬父之恩。任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很差，有卖田之意。吴引孙遂以高价购下，并答应等明年如数兑现。
　　在那个年代，就业同样是各层人士关注的大事。吴引孙在京时，就有友人向他推荐了一大批仆人，因情面难却，收下九人。到了扬州，都是亲朋好友相求，迫于情面难却，又收下十多人。此外，族亲至交中又聘下多人。道台还未上任，已是仆从成群。
　　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吴引孙前往金陵谒拜南洋大臣曾国荃。
　　正月十一日，吴引孙举家赴杭，中途再歇上海，于二月初三寅刻接印上任。

捐廉耀宗祖　新宅初建成
　　道台在各部门的人事任用上是有自主权的，除了刑事、钱谷等专业职务审慎选定相关人才外，其余幕中各席，吴引孙交给十多位友人分担去了。
　　在宁绍台道道台的职务上，吴引孙依然以勤勉而著称。五月渔汛旺期，他每年都亲自乘兵轮往定海、海门、石浦、南田、岱山等地巡查。当然，中途也会去普陀山、会稽山、兰亭、大禹陵庙、越王宫台、南宋六陵等名胜之处赏游一番。渔汛巡查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有了专职的水师统领才不再继续。
　　九月浙东多雨，晚稻被淹，吴引孙捐廉洋银三千元分助宁绍台三府施赈。
　　十一月，吴引孙因捐廉银还北洋洋款等业绩，奖二品顶戴三品衔花翎。“顶戴”是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通常皇帝可赏给无官的人某品顶戴，亦可对次一等的官员加较高级的顶戴。例如总督为从一品官，赏加头品顶戴，即等于按正一品待遇。“花翎”是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饰于冠后，以翎眼多者为贵。开始时唯有功勋及蒙特恩者，方得赏戴；咸丰后，凡五品以上，虽无勋赏亦由捐纳而戴一眼花翎，大臣有特恩的赏戴双眼花翎；宗室如亲王、贝勒等始得戴三眼花翎。作为道台，享有从二品的待遇和三品等级的显贵，当属少有。
　　吴引孙上任伊始，整顿民风，善举善为，在当地很快树立了威信，凡名流绅士，富商大贾，吴道台直接召见，商谈大事。
　　吴道台最得人心之举是着力建设“崇实书院”，他动员洋药商捐助书院洋银一千六百元，为当时当地的学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
　　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吴引孙的才干得到了崧中丞的赏识，因而派他兼办宁镇海防营务处，总理镇海南北岸炮台事务。吴引孙的职权范围更大，日常事务也更多了。
　　光绪十六年十月，因上年捐助宁绍台三府水灾赈款，吴引孙又呈请三代从一品封典，由部给照奏准。吴引孙道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了光宗耀祖的大事。
　　这年的十二月，吴筠孙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光绪十八年（1892），周太夫人七十大寿。身处异地的吴筠孙先期在京城制贺屏演戏请客以祝。至吉日，吴引孙设宴庆贺，并在署中演戏四日。周太夫人得到这样两个有出息的儿子的百般孝敬，实乃晚年大福。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吴筠孙北闱中三百五名进士，殿试二甲一名传胪，改翰林院庶吉士。吴引孙一生欲中进士的宿愿，弟弟终于帮他完成了。吴筠孙成为那个朝代吴家的骄傲。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吴筠孙散馆考试得一等一名，授职编修。
　　在宁绍台任职十多年来，吴引孙处理了大量民事案件以及乡民群众滋扰事件，这在当时外患内忧、世事混乱的年代，实属万分不易。为了平抑米价，吴引孙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采取官绅合力筹措的方法，派人从汉口、香港提早购米储之，以备干旱时卖给乡民。凡此种种心系民众，服务民众的举措，使他大得民心。但由于国弱民贫，聚众拥入道署之事难免。光绪二十四年，周太夫人早于麦收之前，领着孩子们躲避到了上海。吴筠孙因承修会典出力，得知府后加三品衔，并于四月出京赴沪看母。周太夫人虽随吴筠孙去宁波小住了数日，但仍对乡民闹事心有余悸，继续返回上海居住。吴筠孙原打算八月返京，因“变法”而滞留。
　　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实施变法，慈禧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杀害六君子，清朝政局动荡，人心不归。对于这些，吴引孙比谁都看得清楚。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吴引孙有许多难言之苦。为此，他曾在自序年谱中吐露心声：“余自四月（光绪二十四年）后屡有退志，公私棘手，欲归未得；一官七载，寸进难期。”接着他又写道：“扬州北河下新购地基，甫经鸠工置料建屋，以本年方向不利，须得来年正月方可卜筑”。可见吴引孙已有意归退。
　　扬州北河下吴家大院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落成。这年的五月，吴引孙在得到升迁广东按察使电令，赴京接受召见回扬后，曾租船往宝应、江都、姜堰、扬州等多处视看所购田产及粮仓。其实，他已经为归田后的生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自光绪二十五年赴广接印至光绪二十八年接京电补甘肃新疆布政使，吴引孙在广东任职三年有余。其间，钟夫人曾两次来看望他，终因难以适应广东生活而回沪与周太夫人同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筠孙接登州府印，周太夫人从此一直在他身边度过晚年。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寅时，吴引孙夫妇携大媳及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住进扬州北河下新宅。这个新宅便是如今的吴道台宅第。
　　吴道台宅第共有一百多间，可谓规模宏大的官员私宅。其木料均从浙东采购，并基本按照浙派风格建造。宅内有当时新潮时尚的小洋楼一座。洋楼内的购置，包括取暖设备在内，则仿照法式风格。宅第内最为耀眼之处当数仿范氏天一阁的测海楼，内藏吴引孙觅购的二十余万册书。一时间，扬州人的目光几乎都投向了这个“新兴暴发户”的豪华大院。由于寻常之人无缘进入，而佣人从仆也不敢细数。因此，扬州人后来便习惯于称这座大院为“九十九间半”、“吴道台”、“吴家大院”。
　　吴引孙道台的为官清廉是十分著名的，那么，他哪里来的这么一笔巨资建造这座豪宅呢？吴白匋在“扬州吴氏发家史”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清制有不成文之陋规：外官除正俸外，有‘养廉银’（实即办公费），主官可以自由调度。复有更大之收入称‘调剂’，即国家赋税岁有定额，缴纳国库，额外收入，例由各级长官瓜分之，不在贪污之列……鸦片战争失败，五口通商各设海关道，关所收税银，先存票号，每月利息不入国库，道台分其大半，福茨公（吴引孙）在任十年，官囊积至四十万两，合乎陋规，心安理得，当时人亦无从责其贪者。”
刚直显气节　丧母捶胸泣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吴引孙携夫人等赴新疆，途经汉口、樊城、西安、兰州、肃州、哈密、迪化，历时五个半月。
　　新疆的条件当然比不上内地，一席之费，竟需二、三十金。吴引孙上任后概不宴客，一律废止了往昔官场演戏、宴会之例，署衙之风得以纠正。
　　布政使简称“藩司”、“藩台”，是总督、巡抚的属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两司。
　　吴引孙在新疆就任布政使后办理的一件大事，便是弹劾巡抚潘效苏私挪库银。潘效苏于光绪二十八年任新疆布政使，后升为巡抚，在此期间，他仗着自己是湘军左宗棠的部下，有恃无恐，挪用公款达二十四万余两。据吴白匋《无讳堂琐记》载，吴引孙“查库知之，劝潘退还，不应”。于是吴引孙“乃称病密修奏折，命仆人曹喜单骑入关，托陕甘总督升允代奏朝廷。”自嘉庆、道光以来，百余年间，尚无布政使参劾巡抚的前例，吴引孙敢直击高官腐败，正是他从政近三十年来洁身自好，奉公守法的浩然正气使然。幸运的是，密奏呈上后，军机处开会议决，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力主严惩。那桐为满州镶黄旗人，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时，那桐奉命任留京办事大臣，是慈禧太后的心腹。那桐主张将潘效苏革职充军，由吴引孙署理巡抚。牵涉此案，并因贪污而同判从军的还有另外三人。诏书告示天下，吴引孙清直勤廉之名大振。
　　吴引孙署理巡抚之职后，革除时弊，赶练新军，开办学校，整顿巡警，设馆课吏，这一系列善举新政使刚刚建立不久的新省在吏治、边防等诸方面大见起色。
　　吴引孙卓而不凡的气节还体现在对朝廷权要的敢顶敢抗方面。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派人向吴引孙授意：“纳银七千两，可加实授”，意即正式升为巡抚一职。奕劻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孙，爱新觉罗氏。光绪十年（1884）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并封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封庆亲王，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军机大臣。奕劻为人贪鄙昏庸，揽权谋私，如果吴引孙答应他的要求，不但可以即刻实授，而且还有继续升迁的种种可能。但吴引孙当场义正辞严地回复：吾“生平为官，从不行贿当道。实授与否听其自然”。奕劻于是令他继续回到新疆布政使的位置上去，另派新的巡抚上任。
　　恰恰在这期间，吴筠孙电告吴引孙，母亲患病已月余。极重孝道的吴引孙于是坚意奏请开缺，乞假赴山东省亲。
　　光绪三十二年，吴引孙交卸抚篆离开新疆。九月，第二次住进扬州北河下吴家大院。子、媳、婿、女、孙男女、外孙男女济济一堂，尽享天伦之乐。
　　六天后赴沪滞留四日，又三日，至济南省城，叩见慈母。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吴引孙第三次住进北河下吴家大院。这一次他住了近百日。
　　五月二十八日，吴引孙奉旨补皖藩。藩即藩台，仍是布政使。这一回慈禧太后共召见过他三次，而且问话时间与内容较先前大不一样。先前召见，往往只有十几句话、二十句话。这次召见，不但详问吏治民情，还垂问了周太夫人身体是否安康，睡眠及饮食如何。当谈及时事艰难之处，竟然伤心垂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初三日，吴引孙第四次住进扬州北河下吴家大院。这是他自同治十一年后，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在扬州与家人欢庆中秋。这一年他已经五十有七，蓦然回首，不觉惊心。
　　这年的九日初二，吴引孙在长沙省城接印上任。十月二十七日，弟弟吴筠孙上任直隶永定河道。
　　吴筠孙为政以清慎务实著称。光绪三十二年济南府试，恰巧提学使缺，巡抚经请示后让吴筠孙代理。这一年，凡吴筠孙荐举参加朝考者，后多为名士。其中廷试第一秦福淦，即吴筠孙首推者；考试军机章京的吕武斌，也是吴筠孙推举的科优生。该生录取不到两个月，便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高中上任，一时传为美谈。
　　京城附近的水患，以永定河最为凶险。永定河属海河水系，位于河北省西北部，长六百八十一公里，上游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仅次于黄河，故有“小黄河”之称。下游淤浅，河道迁徙不定，洪水经常决堤成灾。吴筠孙上任后，亲临现场勘查整个施工的过程与细节，购买的材料一一过目核实，所筑堤岸务求坚固牢实，凡发现质量不合格者，坚决返工，不留丝毫隐患。堤岸筑成后的这年夏秋，适逢大水猛涨，若在往年，必成大灾。但这一年，却是安然无恙，方圆数百里的百姓受惠匪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吴筠孙因功调任天津兵备道，兼督理钞关，母亲周太夫人随行。二月初一日，吴引孙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讯，心急如焚，但因刚刚上任四个多月，事务繁杂，一时难以脱身。因此吴引孙一边抓紧工作，一边虔诚地为慈母祈祷，但愿早日康复。
　　初十日，吴引孙接到发自天津的凶电：母亲已于酉刻仙逝。
　　知书达礼、勤苦一生的周太夫人是吴氏兄弟人生的楷模，更是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可他老人家就这么走了，吴引孙犹如五雷轰顶！他痛悔自己没有及早启程；他痛悔在母亲的最后一刻，他生为儿子却没有陪在她的身边；他痛悔，在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能见上她最后一面。吴引孙在他的自述年谱中写道：“余顿足捶胸，泣以不能亲视含殓为恨！自问不可为人，不可为子，呜呼痛哉！”一位五十八岁的男人痛哭伤心到如此地步，可见他的丧母之痛有多剧烈。
　　二月十八日吴引孙抵达天津时，母亲已大殓。母亲灵柩四月初八日护送至扬州，初十日遵例入城治丧，停柩万寿寺。四月二十八日出城登舟，移柩于宝应氾水南乡胡家营新购祠屋内。十一月十九日安葬，并在父母两墓旁各栽松柏，并勒石立碑。
遗臣思故里　书香溢百世
　　宣统元年（1909）二月二十二日，吴引孙在早年购买的北河下新宅东北首的空地上修建梅川吴氏迁移扬州的家祠。这是吴引孙任宁绍台道道台时就有的计划，如今丁忧在家，可以从容实施了。
　　是年秋季，他开始足不出户，尽可能地谢绝外界应酬，专心致志地做一件流芳百世的雅事：修编测海楼藏书书目。
　　宁波天一阁是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五年（1561———1566）。其收藏之珍，建筑之奇，历时之久，人世罕见。天一阁规定不对外人开放，但身为道台的吴引孙则享有坐阅其中的特殊待遇。天一阁内的珍椠善本无疑地诱惑着吴引孙的藏书欲望。太平天国初，吴引孙祖父的藏书被战火焚尽。避乱于乡间时，少年吴引孙已初解读书之味，但是当时连糊口都成问题，哪里会有钱买书！辗转借阅的书籍，往往才看到一半就会被人索走。其中的失落与伤痛，实在铭心刻骨，苦不堪言。等到重返扬州城后，一家人仍是为生计逼得喘不气来。母亲忙碌操劳，也只为谋得可怜的油盐柴米。能够买上一本喜欢的书籍，是他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愿望。而扬州城内富家子弟很多，他们的家中好书满屋，但却不知珍惜，不愿阅读，视之如同摆设。但要借得一本，却是难上加难。当年吴引孙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之后，能够随心所欲地购得天下好书。
　　光绪十五年（1889）之后，年届不惑的吴引孙终于有钱可以买书了，但真正涉猎书市后他才发现，“寸珠尺璧，尚可猝获；若异书，虽悬重值，无购处也。”尤其是“宋元以前奇编异帙为稀世宝，悬价购求，所遇辄鲜。”
　　当我们读到吴引孙为他的藏书楼“测海楼”所定的守则时就不难发现，天下藏书家的爱书之心是何等相似。吴引孙藏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少年时渴望读书而无书可读的欲求。因此，他每索得一本，“必钤藏印于首页，并手识曰几函几册几元几角，函以板，悬以签，无折角，无缺页，完好整洁，无虫鼠之蚀”，可见其珍惜之情。吴引孙藏书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子孙有书可读。光绪十九年（1893）他第一次为自已的藏书编写书目，标以《仪征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简明总册》。书目分为经类、史类、子类、集类、艺类、丛类、医类、试类、说类、教类、附阙类，共十一类。其中“试类”所藏则是吴家后辈时文诗赋及举业所需各书。当年既是吴引孙公务最为繁忙的时期，同时也没有合适的处所可以上架存放，因此只能分箱盛装。十一类共计九千零二十八部，五百八十九箱。不知道是否有人这样推想过：一只木箱仅以0.8米计算，吴引孙书箱的排列长度将达四百七十一米。私人藏书竟有如此壮观的书阵，实在叹为观止。
　　显然，吴家大院内的“测海楼”是专为这二十余万册藏书而筑。周太夫人去世后，吴引孙在两年多丁忧期间，耗费了大量心血用于藏书的整理归类。这一次的书目标以《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共十二卷，于宣统二年（1910）他六十岁那年刊出。这次分类改用四部分类法，并增加“御制敕撰”、“杂著”、“丛书”三部，共分七部，收书八千零二十部，二十四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卷。与光绪十九年的抄本相比，宣统二年的刻本在数量上少了千部。吴引孙在丁忧期间，一定想到了藏书将流传于子孙后世，在正统观念的左右下，将“所藏各箱，间有稍涉鄙屑者，删之弗录。”而所谓“鄙屑者，”大多为通俗小说以及弹词、话本等。
　　事实上，测海楼藏书中存有不少善本。就雕版而言，其中殿版、桃花纸本、五色批本、朱墨套印版很多。此外还有许多流传极少的海内孤本。测海楼还搜集了三百一十五种，一万一千零五十二卷地方志。其中扬州地方志有十六种。而像天一阁散出的明弘治刊《八闽通志》、《延安府志》、明嘉靖刊《广西通志》等，均为海内孤本。
　　虽然吴引孙在“测海楼藏书守则”中特别强调“任何人均不得藉故变卖”，然而时隔仅二十年，测海楼全部藏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北平富晋书社主人王富晋以三万元（亦说四万元）价格买走，共计五百八十九箱，与吴引孙光绪十九年在宁波时的装箱数目完全相同。
　　测海楼第三本藏书目录由目录学家陈乃乾于1930年12月编成，标以《测海楼旧本书目》，共两册。1931年11月，测海楼第四本藏书目录由富晋书社编就，标为《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分四册出版。
　　测海楼藏书大部分被王富晋分别售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函藏楼、中华书局图书馆等处，其余则留在上海零售。有一部分流散到了台湾及海外，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尚可见到测海楼《大乐律吕元声》、《苏长公密语》、《八闽通志》等藏书。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亲亥革命爆发。一个月后，杭州兵变。吴引孙在清政府的末世臣位不复存在。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吴引孙赴沪与十天前先期到达的钟夫人及家人团聚。民国三年（1914）八月二十七日丑刻，钟夫人逝世，十月十二日灵柩返扬，十七日，吴引孙第六次住进吴家大院，十九日即返沪。民国四年三月二十八九日，钟夫人灵柩安葬于扬州西乡詹家营东半里之魏庄高原新塋。这是吴引孙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住吴家大院。民国九年六日十六日，吴引孙七十大寿，家人在上海惠中旅馆为他以西餐祝寿，并雇线提木偶演出。
　　吴引孙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就这样在人生的迷茫与时事的困惑中悄然度过。
　　吴引孙生于乱世，逝于乱世。他出生后尚未懂事，便因战乱而被迫离开扬州。赶考宦游在外三十八年间，他的终极愿望便是晚年归隐扬州，徜徉于测海楼的典章书籍中颐养天年。然而时运弄人，在民国初期军阀争霸，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短命总统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混战之秋，一生谨慎的末世遗臣吴引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隐避至终。寄居于上海租界，他游魂牵故里，清梦系书乡，吴道台宅第，成了他越江遥望的精神家园；测海楼的藏书阁，更是他隔世而恋的心灵仙岛。他在无声无息中而去，但他留下的宅第已成为今世的东南胜境，他所苦心经营的藏书更是香飘四海，永泽后人。